錢穆:教育最大錯誤是一意模仿西方



思想

       今天,我們東方人的教育,第一大錯誤,是在一意模仿西方,抄襲西方。不知道每一國家每一民族的教育,必該有自己的一套。——錢穆
 
       錢穆先生:中國現代著名曆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并稱爲“史學四大家”。
 
      (本文是錢穆先生一九七四年九月在韓國延世大學的講演)
       要談中國曆史上的傳統教育,首先應該提到中國傳統教育中的精神和理想。此項中國傳統教育中的精神和理想,創始于三千年前的周公,完成于兩千五百年前的孔子。此項教育的主要意義,并不專爲傳授知識,更不專爲訓練職業,亦不專爲幼年、青年乃至中年以下人而設。此項教育的主要對象,乃爲全社會,亦可說爲全人類,不論幼年、青年、中年、老年,不論男女,不論任何職業,亦不論種族分别,都包括在此項教育精神與教育理想之内。

       在中國的文化體系裏,沒有創造出宗教,直到魏、晉、南北朝以後,始有印度佛教傳入,隋、唐時代,乃有伊斯蘭教、耶教等相繼東來。中國社會并不排拒外來宗教,而佛教在中國社會上,尤擁有廣大信徒。亦可說,佛教雖創始于印度,但其終極完成則在中國。但在中國文化體系中,佛教仍不占重要地位。最占重要地位者,仍爲孔子之儒教。

      孔子儒教,不成爲一項宗教,而實賦有極深厚的宗教情感與宗教精神。如耶教、佛教等,其教義都不牽涉到實際政治,但孔子儒教,則以治國平天下爲其終極理想,故儒教鼓勵人從政。又如耶教、佛教等,其信徒都超然在一般社會之上來從事其傳教工作。但孔子儒家,其信徒都沒入在一般社會中,在下則宏揚師道,在上則服務政治。隻求淑世,不求出世。故儒教信徒,并不如一般宗教之另有團體,另成組織。

       在中國文化體系中,教育即負起了其它民族所有宗教的責任。儒家教義,主要在教人如何爲人。亦可說儒教乃是一種人道教,或說是一種人文教,隻要是一個人,都該受此教。不論男女老幼,不能自外。不論任何知識、任何職業,都該奉此教義爲中心,向此教義爲歸宿。在其教義中,如孝、弟、忠、恕,如仁、義、禮、智,都是爲人條件,應爲人人所服膺而遵守。

       中國的這一套傳統教育,既可代替宗教功能,但亦并不反對外來宗教之傳入。因在中國人觀念裏,我既能服膺遵守一套人生正道,在我身後,若果有上帝諸神,主張正道,則我亦自有上天堂進極樂國的資格。别人信奉宗教,隻要其在現實社會中不爲非作歹,我以與人爲善之心,自也不必加以争辯與反對。因此在中國文化體系中,雖不創興宗教,卻可涵容外來宗教,兼收并包,不起沖突。

教育
 
      在中國儒家教義中,有一種人品觀,把人生的意義與價值作評判标準,來把人分作幾種品類。即如自然物乃至人造物,亦同樣爲他們品第高下。無生物中如石與玉,一則品價高,一則品價低。有生物中,如飛禽中之凰鳳,走獸中之麒麟。水生動物中,如龍與龜,樹木中如松、柏,如梅、蘭、竹、菊。人造物中,如遠古傳下的鍾、鼎、彜器,以及一應精美高貴的藝術品,在中國人心目中,皆有甚高評價。物如此,人亦然。故中國人常連稱人物,亦稱人品。物有品,人亦有品。天地生物,應該是一視同仁的。但人自該有人道作标準來贊助天道,故曰:“贊天地之化育”,中國人貴能天人合德,以人來合天。不主以人蔑天,亦不主以天蔑人。在中國傳統教育中,有其天道觀,亦有其人道觀。有其自然觀,亦有其人文觀。兩者貴能相得而益彰,不貴專走一偏。

       中國人的人品觀中,主要有君子與小人之别。君者,群也。人須在大群中做人,不專顧一已之私,并兼顧大群之公,此等人乃曰“君子”。若其人,心胸小,眼光狹,專爲小己個人之私圖謀,不計及大群公衆利益,此等人則曰“小人”。在班固《漢書》的《古今人表》裏,把從來曆史人物分成九等。先分上、中、下三等,又在每等中各分上、中、下,于是有上上至下下共九等。曆史上做皇帝,大富大貴,而列人下等中,乃至列入下下等的盡不少。上上等是聖人,上中等是仁人,上下等是智人。中國古人以仁智兼盡爲聖人,故此三等,實是一等。最下下等是愚人。可見中國人觀念,人品分别,乃由其智愚來。若使其知識開明,能知人道所貴,自能做成一上品人。因其知識閉塞,不知人道所貴,專爲己私,乃成一下品人。故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此則須待有教育。苟能受教育,實踐人道所貴,則人皆可以爲堯舜。人類的理想,乃使人人同爲上等人,人人同爲聖人,此是中國人的平等觀。

       中國人言人品,又常言品性品德。人之分品,乃從其人之德性分。天命之謂性,人性本由天賦,但要人能受教育,能知修養,能把此天賦之性,實踐自得,确有之己,始謂之德。德隻從天性來。天性相同,人人具有。人之與人,同類則皆相似,故人人皆能爲堯舜。而且堯舜尚在上古時代,那時教育不發達,堯舜能成爲第一等人,我們生在教育發達之後世,隻要教育得其道,豈不使人人皆可爲堯舜。若使全世界人類,同受此等教育熏陶,人人同得爲第一等之聖人。到那時,便是中國人理想中所謂大同太平之境。到此則塵世即是天堂。人死後的天堂且不論,而現實的人世,也可以是天堂了。故說中國傳統教育的理想與精神,是有他一番極深厚的宗教情趣與宗教信仰的。

       中國人傳統教育的理想與精神,既然注重在人之德性上,要從先天自然天賦之性,來達成其後天人道文化之德,因此中國人的思想,尤其是儒家,便特别注意到人性問題上來。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性由天賦,人若能知得自己的性,便可由此知得天。但人要知得自己的性,該能把自己的那一顆心,從其各方面獲得一盡量完滿的發揮,那才能知得自己的性。人心皆知飲食男女,飲食男女亦是人之性,但人的心不該全在飲食男女上,人的性亦不隻僅是飲食男女。人若專在飲食男女上留意用心,此即孟子所謂養其小體爲小人。

       人的生命,有小體,有大體。推極而言,古今将來,全世界人類生命,乃是此生命之大全體。每一人之短暫生命,乃是此生命之最小體。但人類生命大全體,亦由每一人之生命小體會通積累而來。不應由大體抹殺了小體,亦不應由小體忽忘了大體。

       儒家教義,乃從每一人與生俱來各自固有之良知良能,亦可說是其本能,此即自然先天之性。由此爲本,根據人類生命大全體之終極理想,來盡量發展此自然先天性,使達于其最高可能,此即人文後天之性。使自然先天,化成人文後天。使人文後天,完成自然先天。乃始是盡性知天。若把自然先天單稱性,則人文後天應稱德。性須成德,德須承性。性屬天,人人所同。德屬人,可以人人有異。甚則有大人小人之别。有各色人品,有各類文化。

       世界諸大宗教,都不免有尊天抑人之嫌。惟有中國儒家教義,主張由人合天。而在人群中,看重每一小己個人。由每一小己個人來盡性成德,由此人道來上合于天道。沒有人道,則天道不完成。沒有每一小己個人之道,則人道亦不完成。近代人喜言個人自由,實則中國儒家教義,主張盡性成德,乃是每一人之最高最大的自由。由此每一人之最高最大的自由,來達成全人類最高最大的平等,即是人人皆爲上上第一等人,人皆可以爲堯舜。儒家教義由此理想來教導人類,此爲對人類最高最大之博愛,此即孔子之所謂仁。

       中國儒家此一種教育理想與教育精神,既不全注重在知識傳授與職業訓練上,更不注重在服從法令與追随風氣上,其所重者,乃在擔任教育工作之師道上,乃在堪任師道之人品人格上。故說:“經師易得,人師難求。”若要一人來傳授一部經書,其人易得。若要一人來指導人爲人之道,其人難求。因其人必先自己懂得實踐了爲人之道,乃能來指導人。必先自己能盡性成德,乃能教人盡性成德,《中庸》上說:“盡己之性,乃能盡人之性。”孔子被稱爲“至聖先師”,因其人品人格最高,乃能勝任爲人師之道,教人亦能各自盡性成德,提高其各自之人品人格。

       韓愈《師說》謂:“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其實此三事隻是一事。人各有業,但不能離道以爲業。如爲人君,盡君道。爲人臣,盡臣道。政治家有政治家之道。中國人常說信義通商,商業家亦有商業家之道。社會各業,必專而分,但人生大道,則必通而合。然人事複雜,利害分歧,每一專門分業,要來共通合成一人生大道,其間必遇許多問題,使人迷惑難解,則貴有人來解其惑。所以傳道者必當授之業而解其惑。而授業解惑,亦即是傳道。

       孔子門下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言語如今言外交,外交政事屬政治科。文學則如今人在書本上傳授知識。但孔門所授,乃有最高的人生大道德行一科。子夏列文學科,孔子教之曰:“汝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則治文學科者,仍必上通于德行。子路長治軍,冉有擅理财,公西華熟娴外交禮節,各就其才性所近,可以各專一業。但冉有爲季孫氏家宰,爲之理财,使季孫氏富于周公,此已違背了政治大道。孔子告其門人曰:“冉有非吾徒,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但季孫氏也隻能用冉有代他理财,若要用冉有來幫他弑君,冉有也不爲。所以冉有還得算是孔門之徒,還得列于政事科。至于德行一科,尤是孔門之最高科。如顔淵,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學了滿身本領,若使違離于道,甯肯藏而不用。可見在孔門教義中,道義遠重于職業。

讀經
 
       宋代大教育家胡瑗,他教人分經義、治事兩齋。經義講求人生大道,治事則各就才性所近,各治一事,又兼治一事。如治民講武,堰水曆算等。從來中國學校,亦重專業教育,如天文、曆法、刑律、醫藥等。近代教育上,有專家與通才之争。其實成才則就其性之所近,宜于專而分。中國傳統教育,也不提倡通才,所提倡者,乃是通德通識。故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有了通德通識,乃爲通儒通人。人必然是一人。各業皆由人擔任。如政治、如商業,皆須由人擔任。其人則必具通德,此指人人共通當有的,亦稱達德。擔任這一業,也須懂得這一業在人生大道共同立場上的地位和意義,此謂之通識。通德屬于仁,通識屬于智。其人具有通德通識,乃爲上品人,稱大器,能成大業,斯爲大人。若其人不具通德通識,隻是小器,營小事,爲下品人。

      中國人辨别人品,又有雅俗之分。俗有兩種,一是空間之俗,一是時間之俗。限于地域,在某一區的風氣習俗之内,轉換到别一區,便不能相通,限于時代,在某一期的風氣習俗之内,轉換到另一期,又複不能相通。此謂小人俗人。大雅君子,不爲時限,不爲地限,到處相通。中國在西周初期,列國分疆,即提倡雅言雅樂,遂造成了中國民族更進一步之大統一。此後中國的文學藝術,無不力求雅化。應不爲地域所限,并亦不爲時代所限。文學藝術如此其它人文大道皆然。故《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征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缪,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項大道,其實隻在一個小己個人的身上,此一人便成爲君子。但君子之道,并不要異于人,乃要通于人。抑且要通一大群一般人。故曰征諸庶民,要能在庶民身上求證。考諸三世,是求證于曆史。建諸天地,是求證于大自然。質諸鬼神,是求證于精神界。此項大道,惟遇聖人,可獲其首肯與心印。聖人不易遇,故将百世以俟。但此一君子,其實亦可謂隻是一雅人。雅即通,要能旁通四海,上下通千古,乃爲大雅之極。故既是君子,則必是一雅人。既是雅人,亦必是一君子。但沒有俗的君子,亦沒有雅的小人。隻中國人稱君子,都指其日常人生一切實務言。而中國人稱雅人,則每指有關文學藝術的生活方面而言。故君子小人之分,尤重于雅俗之分。

       中國傳統教育,亦可謂隻要教人爲君子不爲小人,教人爲雅人不爲俗人。說來平易近人,但其中寓有最高真理,非具最高信仰,則不易到達其最高境界。中國傳統教育,極富宗教精神,而複與宗教不相同,其要端即在此。中國傳統教育,因寓有上述精神,故中國人重視教育,往往不重在學校與其所開設之課程,而更重在師資人選。在中國曆史上,自漢以下,曆代皆有國立太學。每一地方行政單位,亦各設有學校。鄉村亦到處有私塾小學。但一般最重視者,乃在私家講學。戰國先秦時代,諸子百家競起,此姑不論。在兩漢時代,在野有一名師,學徒不遠千裏,四面湊集,各立精廬,登門求教,前後可得數千人。亦有人遍曆中國,到處訪問各地名師。下至宋、元、明三代,書院講學,更是如此。所以在中國傳統教育上。更主要者,乃是一種私門教育、自由教育。其物件,則爲一種社會教育與成人教育。孔子死後,不聞有人在曲阜興建一學校繼續講學。朱子死後,不聞有人在武夷、五曲,在建陽、考亭興建一學校繼續講學。更如王陽明,隻在他随處的衙門内講學,連書院也沒有。中國傳統教育之主要精神,尤重在人與人間之傳道。既沒有如各大宗教之有教會組織,又不憑借固定的學校場所。隻一名師平地拔起,四方雲集。不拘形式地進行其教育事業,此卻是中國傳統教育一特色。

      唐代佛教中禅宗崛起,他們自建禅寺,與一般佛寺不同。可以沒有佛殿,可以不開講一部佛門經典。但有了一祖師,四方僧徒,雲集而至。一所大叢林,可以有數千行腳僧,此來彼往,質疑問難。一旦自成祖師,卻又另自開山,傳授僧徒。禅宗乃是佛教中之最爲中國化者,其傳教精神,亦複是中國化。

       近代的世界,宗教勢力,逐步衰退。西方現代教育,最先本亦由教會發動,此刻教會勢力亦退出了學校。教育全成爲傳播知識與訓練職業。隻有中小學,還有一些教導人成爲一國公民的教育意義外,全與教導人爲人之道的這一大宗旨,脫了節。整個世界,隻見分裂,不見調和。各大宗教,已是一大分裂。在同一宗教下,又有宗派分裂。民族與國家,各自分裂。人的本身,亦爲職業觀念所分裂。如宗教家、哲學家、文學家、藝術家、科學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法律家、财政經濟家、企業資本家等,每一職業,在其知識與技能方面,有傑出表現傑出成就者,均目爲一家。此外芸芸大衆,則成無産階級與雇用人員。好像不爲由人生大道而有職業,乃是爲職業而始有人生。全人生隻成爲功利的、唯物的。莊子說:“道術将爲天下裂。”今天世界的道術,則全爲人人各自營生與牟利,于是職業分裂。德性一觀念,似乎極少人注意。職業爲上,德性爲下,德性亦随職業而分裂。從事教育工作者,亦被視爲一職業。爲人師者,亦以知識技能分高下,非犯法,德性在所不論。科學被視爲各項知識技能中之最高者。《中庸》說:“盡人之性而後可以盡物之性。”《大學》說“格物”,其最後目标乃爲國治而天下平。朱子說:“格物窮理”,其所窮之理,乃是吾心之全體大用,與夫國治天下平之人生大道。近代科學,隻窮物理,卻忽略了人道,即人生之理。原子彈、核武器,并不能治國平天下。送人上月球,也非當前治國平天下所需,科學教育隻重智,不重仁。在《漢書》的《古今人表》裏,最高隻當列第三等,上面還有上上、上中兩等,近代人全不理會。中國傳統教育之特殊理想與特殊精神,在現實世界之情勢下,實有再爲提倡之必要。

       而且中國傳統教育理想,最重師道。但師道也有另一解法。孔子說:“三人行,必有吾師。”子貢亦說:“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可見人人可以爲人師,而且亦可爲聖人師。中國人之重師道,其實同時即是重人道。孟子說:“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伯夷、柳下惠并不從事教育工作,但百世之下聞其風而興起,故說爲百世師。又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風,必偃。”所以儒家教義論教育,脫略了形式化。隻要是一君子,同時即是一師。社會上隻要有一君子,他人即望風而起。又說:“君子之教,如時雨化之。”隻要一陣雨,萬物皆以生以化。人同樣是一人,人之德性相同,人皆有向上心。隻要一人向上,他人皆跟着向上。中國古人因對人性具此信仰,因此遂發展出像上述的那一套傳統的教育理想和教育精神。

       不要怕違逆了時代,不要怕少數,不要怕無憑借,不要計及權勢與力量。單憑小己個人,隻要道在我身,可以默默地主宰着人類命運。否世可以轉泰,剝運可以轉複。其主要的樞紐,即在那一種無形的教育理想與教育精神上。此可以把中國全部曆史爲證。遠從周公以來三千年,遠從孔子以來兩千五百年,其間曆經不少衰世亂世,中國民族屢仆屢起,隻是這一個傳統直到于今,還将賴這一個傳統複興于後。這是人類全體生命命脈之所在。中國人稱之曰:“道”。“教統”即在此“道統”上,“政統”亦應在此“道統”上。全世界各時代、各民族、各大宗教、各大思想體系、各大教育組織,亦莫不合于此者盛而興,離于此者衰而亡。而其主要動機,則掌握在每一小已個人身上。明末遺民顧亭林曾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其内涵意義亦在此。

       由于中國傳統而發展成爲東方各民族的文化體系,韓國人的曆史,至少亦該遠溯到三千年以上。即根據韓國史,我想亦可證成我上面之所述。我中、韓兩民族,尤其是知識分子,身負教育責任的,應該大家奮起,振作此傳統精神,發揚此傳統理想。從教育崗位上,來爲兩民族前途,爲全世界人類前途,盡其最高可能之貢獻。

       我要特别說明,我很喜歡這“傳統”二字,因這傳統二字,特别重要。但要認識傳統,其事不易。好像有些時候,我們要認識别人反而易,要認識自己反而難。而且要認識我們東方人的傳統,要比認識西方人的傳統其事難。如中國有四千年、五千年以上的傳統,韓國有三千年以上的傳統,日本有二千年以上的傳統。西方如法國、英國,隻有一千年傳統,美國隻有兩百到四百年傳統,蘇維埃沒有一百年傳統。

      教育的第一任務,便是要這一國家這一民族裏面的每一分子,都能來認識他們自己的傳統。正像教一個人都要能認識他自己。連自己都不認識,其它便都不必說了。

       今天,我們東方人的教育,第一大錯誤,是在一意模仿西方,抄襲西方。不知道每一國家每一民族的教育,必該有自己的一套。如韓國人的教育,必該教大家如何做一韓國人,來建立起韓國自己的新國家,發揚韓國自己的新文化,創造出韓國此下的新曆史。這一個莫大的新任務,便該由韓國人自己的教育來負擔。要負擔起此一任務,首先要韓國人各自認識自己,尊重自己,一切以自己爲中心,一切以自己爲歸宿。

      但這不是說要我們故步自封,閉關自守。也不是要我們不懂得看重别人,不懂得學别人長處來補自己短處。但此種種應有一限度。切不可爲要學别人而遺忘了自己,更不可爲要學别人而先破滅了自己。今天,我們東方人便有這樣的趨勢,亟待我們自己來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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