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教育最大錯誤是一意模仿西方
今天，我們東方人的教育，第一大錯誤，是在一意模仿西方，抄襲西方。不知道每一國家每一民族的教育，必該有自己的一套。——錢穆
錢穆先生：中國現代著名曆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并稱爲“史學四大家”。
（本文是錢穆先生一九七四年九月在韓國延世大學的講演）
要談中國曆史上的傳統教育，首先應該提到中國傳統教育中的精神和理想。此項中國傳統教育中的精神和理想，創始于三千年前的周公，完成于兩千五百年前的孔子。此項教育的主要意義，并不專爲傳授知識，更不專爲訓練職業，亦不專爲幼年、青年乃至中年以下人而設。此項教育的主要對象，乃爲全社會，亦可說爲全人類，不論幼年、青年、中年、老年，不論男女，不論任何職業，亦不論種族分别，都包括在此項教育精神與教育理想之内。
在中國的文化體系裏，沒有創造出宗教，直到魏、晉、南北朝以後，始有印度佛教傳入，隋、唐時代，乃有伊斯蘭教、耶教等相繼東來。中國社會并不排拒外來宗教，而佛教在中國社會上，尤擁有廣大信徒。亦可說，佛教雖創始于印度，但其終極完成則在中國。但在中國文化體系中，佛教仍不占重要地位。最占重要地位者，仍爲孔子之儒教。
孔子儒教，不成爲一項宗教，而實賦有極深厚的宗教情感與宗教精神。如耶教、佛教等，其教義都不牽涉到實際政治，但孔子儒教，則以治國平天下爲其終極理想，故儒教鼓勵人從政。又如耶教、佛教等，其信徒都超然在一般社會之上來從事其傳教工作。但孔子儒家，其信徒都沒入在一般社會中，在下則宏揚師道，在上則服務政治。隻求淑世，不求出世。故儒教信徒，并不如一般宗教之另有團體，另成組織。
在中國文化體系中，教育即負起了其它民族所有宗教的責任。儒家教義，主要在教人如何爲人。亦可說儒教乃是一種人道教，或說是一種人文教，隻要是一個人，都該受此教。不論男女老幼，不能自外。不論任何知識、任何職業，都該奉此教義爲中心，向此教義爲歸宿。在其教義中，如孝、弟、忠、恕，如仁、義、禮、智，都是爲人條件，應爲人人所服膺而遵守。
中國的這一套傳統教育，既可代替宗教功能，但亦并不反對外來宗教之傳入。因在中國人觀念裏，我既能服膺遵守一套人生正道，在我身後，若果有上帝諸神，主張正道，則我亦自有上天堂進極樂國的資格。别人信奉宗教，隻要其在現實社會中不爲非作歹，我以與人爲善之心，自也不必加以争辯與反對。因此在中國文化體系中，雖不創興宗教，卻可涵容外來宗教，兼收并包，不起沖突。
在中國儒家教義中，有一種人品觀，把人生的意義與價值作評判标準，來把人分作幾種品類。即如自然物乃至人造物，亦同樣爲他們品第高下。無生物中如石與玉，一則品價高，一則品價低。有生物中，如飛禽中之凰鳳，走獸中之麒麟。水生動物中，如龍與龜，樹木中如松、柏，如梅、蘭、竹、菊。人造物中，如遠古傳下的鍾、鼎、彜器，以及一應精美高貴的藝術品，在中國人心目中，皆有甚高評價。物如此，人亦然。故中國人常連稱人物，亦稱人品。物有品，人亦有品。天地生物，應該是一視同仁的。但人自該有人道作标準來贊助天道，故曰：“贊天地之化育”，中國人貴能天人合德，以人來合天。不主以人蔑天，亦不主以天蔑人。在中國傳統教育中，有其天道觀，亦有其人道觀。有其自然觀，亦有其人文觀。兩者貴能相得而益彰，不貴專走一偏。
中國人的人品觀中，主要有君子與小人之别。君者，群也。人須在大群中做人，不專顧一已之私，并兼顧大群之公，此等人乃曰“君子”。若其人，心胸小，眼光狹，專爲小己個人之私圖謀，不計及大群公衆利益，此等人則曰“小人”。在班固《漢書》的《古今人表》裏，把從來曆史人物分成九等。先分上、中、下三等，又在每等中各分上、中、下，于是有上上至下下共九等。曆史上做皇帝，大富大貴，而列人下等中，乃至列入下下等的盡不少。上上等是聖人，上中等是仁人，上下等是智人。中國古人以仁智兼盡爲聖人，故此三等，實是一等。最下下等是愚人。可見中國人觀念，人品分别，乃由其智愚來。若使其知識開明，能知人道所貴，自能做成一上品人。因其知識閉塞，不知人道所貴，專爲己私，乃成一下品人。故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此則須待有教育。苟能受教育，實踐人道所貴，則人皆可以爲堯舜。人類的理想，乃使人人同爲上等人，人人同爲聖人，此是中國人的平等觀。
中國人言人品，又常言品性品德。人之分品，乃從其人之德性分。天命之謂性，人性本由天賦，但要人能受教育，能知修養，能把此天賦之性，實踐自得，确有之己，始謂之德。德隻從天性來。天性相同，人人具有。人之與人，同類則皆相似，故人人皆能爲堯舜。而且堯舜尚在上古時代，那時教育不發達，堯舜能成爲第一等人，我們生在教育發達之後世，隻要教育得其道，豈不使人人皆可爲堯舜。若使全世界人類，同受此等教育熏陶，人人同得爲第一等之聖人。到那時，便是中國人理想中所謂大同太平之境。到此則塵世即是天堂。人死後的天堂且不論，而現實的人世，也可以是天堂了。故說中國傳統教育的理想與精神，是有他一番極深厚的宗教情趣與宗教信仰的。
中國人傳統教育的理想與精神，既然注重在人之德性上，要從先天自然天賦之性，來達成其後天人道文化之德，因此中國人的思想，尤其是儒家，便特别注意到人性問題上來。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性由天賦，人若能知得自己的性，便可由此知得天。但人要知得自己的性，該能把自己的那一顆心，從其各方面獲得一盡量完滿的發揮，那才能知得自己的性。人心皆知飲食男女，飲食男女亦是人之性，但人的心不該全在飲食男女上，人的性亦不隻僅是飲食男女。人若專在飲食男女上留意用心，此即孟子所謂養其小體爲小人。
人的生命，有小體，有大體。推極而言，古今将來，全世界人類生命，乃是此生命之大全體。每一人之短暫生命，乃是此生命之最小體。但人類生命大全體，亦由每一人之生命小體會通積累而來。不應由大體抹殺了小體，亦不應由小體忽忘了大體。
儒家教義，乃從每一人與生俱來各自固有之良知良能，亦可說是其本能，此即自然先天之性。由此爲本，根據人類生命大全體之終極理想，來盡量發展此自然先天性，使達于其最高可能，此即人文後天之性。使自然先天，化成人文後天。使人文後天，完成自然先天。乃始是盡性知天。若把自然先天單稱性，則人文後天應稱德。性須成德，德須承性。性屬天，人人所同。德屬人，可以人人有異。甚則有大人小人之别。有各色人品，有各類文化。
世界諸大宗教，都不免有尊天抑人之嫌。惟有中國儒家教義，主張由人合天。而在人群中，看重每一小己個人。由每一小己個人來盡性成德，由此人道來上合于天道。沒有人道，則天道不完成。沒有每一小己個人之道，則人道亦不完成。近代人喜言個人自由，實則中國儒家教義，主張盡性成德，乃是每一人之最高最大的自由。由此每一人之最高最大的自由，來達成全人類最高最大的平等，即是人人皆爲上上第一等人，人皆可以爲堯舜。儒家教義由此理想來教導人類，此爲對人類最高最大之博愛，此即孔子之所謂仁。
中國儒家此一種教育理想與教育精神，既不全注重在知識傳授與職業訓練上，更不注重在服從法令與追随風氣上，其所重者，乃在擔任教育工作之師道上，乃在堪任師道之人品人格上。故說：“經師易得，人師難求。”若要一人來傳授一部經書，其人易得。若要一人來指導人爲人之道，其人難求。因其人必先自己懂得實踐了爲人之道，乃能來指導人。必先自己能盡性成德，乃能教人盡性成德，《中庸》上說：“盡己之性，乃能盡人之性。”孔子被稱爲“至聖先師”，因其人品人格最高，乃能勝任爲人師之道，教人亦能各自盡性成德，提高其各自之人品人格。
韓愈《師說》謂：“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其實此三事隻是一事。人各有業，但不能離道以爲業。如爲人君，盡君道。爲人臣，盡臣道。政治家有政治家之道。中國人常說信義通商，商業家亦有商業家之道。社會各業，必專而分，但人生大道，則必通而合。然人事複雜，利害分歧，每一專門分業，要來共通合成一人生大道，其間必遇許多問題，使人迷惑難解，則貴有人來解其惑。所以傳道者必當授之業而解其惑。而授業解惑，亦即是傳道。
孔子門下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言語如今言外交，外交政事屬政治科。文學則如今人在書本上傳授知識。但孔門所授，乃有最高的人生大道德行一科。子夏列文學科，孔子教之曰：“汝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則治文學科者，仍必上通于德行。子路長治軍，冉有擅理财，公西華熟娴外交禮節，各就其才性所近，可以各專一業。但冉有爲季孫氏家宰，爲之理财，使季孫氏富于周公，此已違背了政治大道。孔子告其門人曰：“冉有非吾徒，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但季孫氏也隻能用冉有代他理财，若要用冉有來幫他弑君，冉有也不爲。所以冉有還得算是孔門之徒，還得列于政事科。至于德行一科，尤是孔門之最高科。如顔淵，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學了滿身本領，若使違離于道，甯肯藏而不用。可見在孔門教義中，道義遠重于職業。
宋代大教育家胡瑗，他教人分經義、治事兩齋。經義講求人生大道，治事則各就才性所近，各治一事，又兼治一事。如治民講武，堰水曆算等。從來中國學校，亦重專業教育，如天文、曆法、刑律、醫藥等。近代教育上，有專家與通才之争。其實成才則就其性之所近，宜于專而分。中國傳統教育，也不提倡通才，所提倡者，乃是通德通識。故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有了通德通識，乃爲通儒通人。人必然是一人。各業皆由人擔任。如政治、如商業，皆須由人擔任。其人則必具通德，此指人人共通當有的，亦稱達德。擔任這一業，也須懂得這一業在人生大道共同立場上的地位和意義，此謂之通識。通德屬于仁，通識屬于智。其人具有通德通識，乃爲上品人，稱大器，能成大業，斯爲大人。若其人不具通德通識，隻是小器，營小事，爲下品人。
中國人辨别人品，又有雅俗之分。俗有兩種，一是空間之俗，一是時間之俗。限于地域，在某一區的風氣習俗之内，轉換到别一區，便不能相通，限于時代，在某一期的風氣習俗之内，轉換到另一期，又複不能相通。此謂小人俗人。大雅君子，不爲時限，不爲地限，到處相通。中國在西周初期，列國分疆，即提倡雅言雅樂，遂造成了中國民族更進一步之大統一。此後中國的文學藝術，無不力求雅化。應不爲地域所限，并亦不爲時代所限。文學藝術如此其它人文大道皆然。故《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征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缪，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項大道，其實隻在一個小己個人的身上，此一人便成爲君子。但君子之道，并不要異于人，乃要通于人。抑且要通一大群一般人。故曰征諸庶民，要能在庶民身上求證。考諸三世，是求證于曆史。建諸天地，是求證于大自然。質諸鬼神，是求證于精神界。此項大道，惟遇聖人，可獲其首肯與心印。聖人不易遇，故将百世以俟。但此一君子，其實亦可謂隻是一雅人。雅即通，要能旁通四海，上下通千古，乃爲大雅之極。故既是君子，則必是一雅人。既是雅人，亦必是一君子。但沒有俗的君子，亦沒有雅的小人。隻中國人稱君子，都指其日常人生一切實務言。而中國人稱雅人，則每指有關文學藝術的生活方面而言。故君子小人之分，尤重于雅俗之分。
中國傳統教育，亦可謂隻要教人爲君子不爲小人，教人爲雅人不爲俗人。說來平易近人，但其中寓有最高真理，非具最高信仰，則不易到達其最高境界。中國傳統教育，極富宗教精神，而複與宗教不相同，其要端即在此。中國傳統教育，因寓有上述精神，故中國人重視教育，往往不重在學校與其所開設之課程，而更重在師資人選。在中國曆史上，自漢以下，曆代皆有國立太學。每一地方行政單位，亦各設有學校。鄉村亦到處有私塾小學。但一般最重視者，乃在私家講學。戰國先秦時代，諸子百家競起，此姑不論。在兩漢時代，在野有一名師，學徒不遠千裏，四面湊集，各立精廬，登門求教，前後可得數千人。亦有人遍曆中國，到處訪問各地名師。下至宋、元、明三代，書院講學，更是如此。所以在中國傳統教育上。更主要者，乃是一種私門教育、自由教育。其物件，則爲一種社會教育與成人教育。孔子死後，不聞有人在曲阜興建一學校繼續講學。朱子死後，不聞有人在武夷、五曲，在建陽、考亭興建一學校繼續講學。更如王陽明，隻在他随處的衙門内講學，連書院也沒有。中國傳統教育之主要精神，尤重在人與人間之傳道。既沒有如各大宗教之有教會組織，又不憑借固定的學校場所。隻一名師平地拔起，四方雲集。不拘形式地進行其教育事業，此卻是中國傳統教育一特色。
唐代佛教中禅宗崛起，他們自建禅寺，與一般佛寺不同。可以沒有佛殿，可以不開講一部佛門經典。但有了一祖師，四方僧徒，雲集而至。一所大叢林，可以有數千行腳僧，此來彼往，質疑問難。一旦自成祖師，卻又另自開山，傳授僧徒。禅宗乃是佛教中之最爲中國化者，其傳教精神，亦複是中國化。
近代的世界，宗教勢力，逐步衰退。西方現代教育，最先本亦由教會發動，此刻教會勢力亦退出了學校。教育全成爲傳播知識與訓練職業。隻有中小學，還有一些教導人成爲一國公民的教育意義外，全與教導人爲人之道的這一大宗旨，脫了節。整個世界，隻見分裂，不見調和。各大宗教，已是一大分裂。在同一宗教下，又有宗派分裂。民族與國家，各自分裂。人的本身，亦爲職業觀念所分裂。如宗教家、哲學家、文學家、藝術家、科學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法律家、财政經濟家、企業資本家等，每一職業，在其知識與技能方面，有傑出表現傑出成就者，均目爲一家。此外芸芸大衆，則成無産階級與雇用人員。好像不爲由人生大道而有職業，乃是爲職業而始有人生。全人生隻成爲功利的、唯物的。莊子說：“道術将爲天下裂。”今天世界的道術，則全爲人人各自營生與牟利，于是職業分裂。德性一觀念，似乎極少人注意。職業爲上，德性爲下，德性亦随職業而分裂。從事教育工作者，亦被視爲一職業。爲人師者，亦以知識技能分高下，非犯法，德性在所不論。科學被視爲各項知識技能中之最高者。《中庸》說：“盡人之性而後可以盡物之性。”《大學》說“格物”，其最後目标乃爲國治而天下平。朱子說：“格物窮理”，其所窮之理，乃是吾心之全體大用，與夫國治天下平之人生大道。近代科學，隻窮物理，卻忽略了人道，即人生之理。原子彈、核武器，并不能治國平天下。送人上月球，也非當前治國平天下所需，科學教育隻重智，不重仁。在《漢書》的《古今人表》裏，最高隻當列第三等，上面還有上上、上中兩等，近代人全不理會。中國傳統教育之特殊理想與特殊精神，在現實世界之情勢下，實有再爲提倡之必要。
而且中國傳統教育理想，最重師道。但師道也有另一解法。孔子說：“三人行，必有吾師。”子貢亦說：“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可見人人可以爲人師，而且亦可爲聖人師。中國人之重師道，其實同時即是重人道。孟子說：“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伯夷、柳下惠并不從事教育工作，但百世之下聞其風而興起，故說爲百世師。又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風，必偃。”所以儒家教義論教育，脫略了形式化。隻要是一君子，同時即是一師。社會上隻要有一君子，他人即望風而起。又說：“君子之教，如時雨化之。”隻要一陣雨，萬物皆以生以化。人同樣是一人，人之德性相同，人皆有向上心。隻要一人向上，他人皆跟着向上。中國古人因對人性具此信仰，因此遂發展出像上述的那一套傳統的教育理想和教育精神。
不要怕違逆了時代，不要怕少數，不要怕無憑借，不要計及權勢與力量。單憑小己個人，隻要道在我身，可以默默地主宰着人類命運。否世可以轉泰，剝運可以轉複。其主要的樞紐，即在那一種無形的教育理想與教育精神上。此可以把中國全部曆史爲證。遠從周公以來三千年，遠從孔子以來兩千五百年，其間曆經不少衰世亂世，中國民族屢仆屢起，隻是這一個傳統直到于今，還将賴這一個傳統複興于後。這是人類全體生命命脈之所在。中國人稱之曰：“道”。“教統”即在此“道統”上，“政統”亦應在此“道統”上。全世界各時代、各民族、各大宗教、各大思想體系、各大教育組織，亦莫不合于此者盛而興，離于此者衰而亡。而其主要動機，則掌握在每一小已個人身上。明末遺民顧亭林曾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其内涵意義亦在此。
由于中國傳統而發展成爲東方各民族的文化體系，韓國人的曆史，至少亦該遠溯到三千年以上。即根據韓國史，我想亦可證成我上面之所述。我中、韓兩民族，尤其是知識分子，身負教育責任的，應該大家奮起，振作此傳統精神，發揚此傳統理想。從教育崗位上，來爲兩民族前途，爲全世界人類前途，盡其最高可能之貢獻。
我要特别說明，我很喜歡這“傳統”二字，因這傳統二字，特别重要。但要認識傳統，其事不易。好像有些時候，我們要認識别人反而易，要認識自己反而難。而且要認識我們東方人的傳統，要比認識西方人的傳統其事難。如中國有四千年、五千年以上的傳統，韓國有三千年以上的傳統，日本有二千年以上的傳統。西方如法國、英國，隻有一千年傳統，美國隻有兩百到四百年傳統，蘇維埃沒有一百年傳統。
教育的第一任務，便是要這一國家這一民族裏面的每一分子，都能來認識他們自己的傳統。正像教一個人都要能認識他自己。連自己都不認識，其它便都不必說了。
今天，我們東方人的教育，第一大錯誤，是在一意模仿西方，抄襲西方。不知道每一國家每一民族的教育，必該有自己的一套。如韓國人的教育，必該教大家如何做一韓國人，來建立起韓國自己的新國家，發揚韓國自己的新文化，創造出韓國此下的新曆史。這一個莫大的新任務，便該由韓國人自己的教育來負擔。要負擔起此一任務，首先要韓國人各自認識自己，尊重自己，一切以自己爲中心，一切以自己爲歸宿。
但這不是說要我們故步自封，閉關自守。也不是要我們不懂得看重别人，不懂得學别人長處來補自己短處。但此種種應有一限度。切不可爲要學别人而遺忘了自己，更不可爲要學别人而先破滅了自己。今天，我們東方人便有這樣的趨勢，亟待我們自己來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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