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幸福觀:德福一致、憂樂圓融

 2016-12-06 09:44:23
 

 

幸福觀是人生觀、價值觀中的重要內容。儒家重視現實生活,而現實生活的意義在於求得人生的幸福。在儒家看來,人生的幸福既包括身體的健康、物質生活的富裕,也包括精神上的愉悅和道德品質的高尚;人生不僅是追求個人的幸福,而且更在於謀求天下人的幸福。

 

在儒家的經典《尚書·洪範》中有「五福」之說,這「五福」是:「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壽」就是健康長壽,「富」就是物質生活的富裕,「康寧」兼指身體的健康和精神上的安寧愉悅,「攸好德」即遵行美德,「考終命」即年老而善終。與這五種幸福相反的是六種不幸,即「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也就是一為早死,二為疾病,三為憂愁,四為貧窮,五為邪惡,六為愚昧懦弱。

 

儒家「五福」觀的最大特點是把人生的幸福與道德結合在一起,這就是「德福一致」的思想。它不同於古希臘的倫理學把「幸福主義」(伊壁鳩魯學派)和「道德主義」(斯多葛學派)對立起來,也不同於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將「德福一致」寄託於人死之後的「上帝審判」。

 

「德」與「福」是統一的,如果將二者分開來講,那麼「德」更處於基礎的地位。《國語·晉語六》有云:「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降,尤無基而後墉也,其壞也無日矣。」意思是說,道德是幸福的基礎。如果沒有道德而幸福卻降臨了,那就像沒有打地基而在上面築高牆,它遲早是會倒塌的。因此,若想得到安穩的、持久的幸福,就必須遵行道德,以立幸福之基。

 

孔子說:「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因遵行道德,所以心胸坦蕩,精神愉悅;小人因違反道德,所以常懷憂戚,心神不寧。試想,一個心神不寧的人,怎能得到人生的幸福呢?只有道德高尚,心安理得,俯仰不愧,才能有心理和生理的康寧,也才能有真正的幸福。

 

幸福觀表現為對人生價值的認識、選擇和追求,它是「知行合一」的,也就是說,有什麼樣的幸福觀,也就會有什麼樣的價值選擇和外在行為。一個人的深層次的價值追求,更體現為他以什麼為「樂」。他「樂」於此,也就是他真切地以此為幸福。這種深層次的「樂」,也就成為一個人在精神上和行為上的「安身立命」之地。孔子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這裡的「樂之者」就是指真切地以道義為「樂」,即以「仁」為己任的君子。

 

儒家的「君子」本也是追求人生的「德福一致」,但又以道義為人生的最高價值取向。孔子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論語·述而》)為什麼富貴有「不可求」?這一是因為能否求得富貴並不完全取決於自己,而要受一些外在條件的限制,儒家將此歸於「命」,更重要的是追求富貴不能違反道義的原則,而在道義的堅守中君子亦有一種獲得人生最高價值的自足之「樂」。

 

孔子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孔子所樂者當然不是粗疏的飲食,而他之所以樂在其中,是因為他在這種艱苦的物質生活中堅守了道義,故孔子所樂者是道義之樂。有了這種道義之樂,其視不義之富貴就輕如浮雲,無所動於心。在孔門弟子中,能達到這種境界的是顏回,故孔子稱讚:「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孔子和顏回所達到的這種境界,也就是仁者的境界。孔子說:「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仁者之所以能安於仁,是因為仁者把仁德視為人生的最高價值或內在價值,而知者是把仁德視為可以利用的工具價值。不仁之人不可以長久地居於窮困之中而不動搖,因為他「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所以他也不可能有長久的快樂。相反,因為仁者安於仁,所以他能夠堅守道義,如孟子所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能夠長久地「不改其樂」。

 

孔子和顏回所達到的「樂」的境界,被宋代的新儒家稱為「孔顏樂處」。如周敦頤教導二程兄弟,「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周敦頤在《通書》中說:「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富貴本來是人人要追求的,但是天地間還有不同於富貴而又「至貴至愛可求」的,這就是把仁義道德作為人生的最高最大的價值,相比之下,富貴的價值就「小」了。因為顏回「見其大而忘其小」,所以顏回能夠心中安泰,無論富貴還是貧賤都能處之如一,不改其自足的道義之樂。

 

對於儒家的士君子個人來說,這種道義之樂是超越個人的功利得失而在精神上自足的。但是,因為這種自足之「樂」不是獨善其身的,而是承擔了道義即「仁以為己任」的,所以它又內在地包含著對整個社會的責任和憂患意識,如孔子所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這種「憂」就表現為儒家憂患「天下無道」,而追求「天下有道」,追求使整個社會能夠「德福一致」的「天下之樂」。

 

孟子說:「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這其中的第一樂是親情倫理之樂,第三樂是教育功能之樂,而第二樂便是俯仰不愧、「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的道義之樂。除此之外,孟子還主張「仁政」,倡導執政者「與民偕樂」,提出「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這裡的「樂以天下」就是追求「天下有道」、使整個社會能夠「德福一致」的「天下之樂」,而「憂以天下」就是對整個社會、天下之人抱有一種道義承擔的責任和憂患意識。

 

「孔顏之樂」可以說是一種「修己以敬」的「內聖」之樂,而「天下之樂」就是「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外王」之樂,二者在儒家的思想中本來是結合在一起的。宋代的新儒家對於這兩種「樂」都有很好的表達,如范仲淹在《睢陽學舍書懷》中說:「瓢思顏子心還樂,琴遇鍾君恨即銷。」前一句是表達「孔顏之樂」,後一句則是表達「外王」的志向,期望能得到知音,能有「得君行道」而造福於社會的機會。當范仲淹寫《睢陽學舍書懷》時,他尚在睢陽學舍苦讀,數年之後才中進士走向仕途。如後來歐陽修所評論:「公(范仲淹)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朱熹也曾說:「且如一個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正是懷著「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和憂患意識,范仲淹主持了慶曆新政。在新政夭折之後,他又書寫了《岳陽樓記》,留下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千古名句。「天下之樂」是追求天下之人「德福一致」的社會理想,因為是「後天下之樂而樂」,所以在現實中范仲淹似乎更多地是「先天下之憂而憂」。然而除了這種「天下之憂」外,范仲淹還有一種當下的自足之樂,這就是他在早年所說的「瓢思顏子心還樂」,亦如他在晚年當「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為逸老之地」時,范仲淹說:「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乎!」

 

不僅范仲淹如此,宋代的新儒家也都有這樣的「內聖外王」的志向和情懷。如周敦頤在《通書》中說:「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前一句是表達「外王」的志向,後一句是表達「孔顏樂處」的情懷。因為「志伊尹之所志」(伊尹是輔佐商湯的賢臣),所以常懷「天下之憂」而追求「天下之樂」;之所以能有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又是因為仁者有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的「孔顏之樂」。這就是儒家的「憂樂圓融」的境界。

 

在當今的市場經濟的社會中,確立「德福一致」的幸福觀,對於整個社會具有普適的價值。而「憂樂圓融」,把道德作為人生的最高價值取向,常懷「天下之憂」而追求「天下之樂」,這也是作為社會的公務人員、精英人士所應修身嚮往的高尚的精神境界。

 

本文來源於國際儒學聯合會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李存山的博客轉載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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