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觀是人生觀、價值觀中的重要內容。儒家重視現實生活，而現實生活的意義在於求得人生的幸福。在儒家看來，人生的幸福既包括身體的健康、物質生活的富裕，也包括精神上的愉悅和道德品質的高尚；人生不僅是追求個人的幸福，而且更在於謀求天下人的幸福。

在儒家的經典《尚書·洪範》中有「五福」之說，這「五福」是：「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壽」就是健康長壽，「富」就是物質生活的富裕，「康寧」兼指身體的健康和精神上的安寧愉悅，「攸好德」即遵行美德，「考終命」即年老而善終。與這五種幸福相反的是六種不幸，即「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也就是一為早死，二為疾病，三為憂愁，四為貧窮，五為邪惡，六為愚昧懦弱。

儒家「五福」觀的最大特點是把人生的幸福與道德結合在一起，這就是「德福一致」的思想。它不同於古希臘的倫理學把「幸福主義」（伊壁鳩魯學派）和「道德主義」（斯多葛學派）對立起來，也不同於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將「德福一致」寄託於人死之後的「上帝審判」。

「德」與「福」是統一的，如果將二者分開來講，那麼「德」更處於基礎的地位。《國語·晉語六》有云：「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降，尤無基而後墉也，其壞也無日矣。」意思是說，道德是幸福的基礎。如果沒有道德而幸福卻降臨了，那就像沒有打地基而在上面築高牆，它遲早是會倒塌的。因此，若想得到安穩的、持久的幸福，就必須遵行道德，以立幸福之基。

孔子說：「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因遵行道德，所以心胸坦蕩，精神愉悅；小人因違反道德，所以常懷憂戚，心神不寧。試想，一個心神不寧的人，怎能得到人生的幸福呢？只有道德高尚，心安理得，俯仰不愧，才能有心理和生理的康寧，也才能有真正的幸福。

幸福觀表現為對人生價值的認識、選擇和追求，它是「知行合一」的，也就是說，有什麼樣的幸福觀，也就會有什麼樣的價值選擇和外在行為。一個人的深層次的價值追求，更體現為他以什麼為「樂」。他「樂」於此，也就是他真切地以此為幸福。這種深層次的「樂」，也就成為一個人在精神上和行為上的「安身立命」之地。孔子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這裡的「樂之者」就是指真切地以道義為「樂」，即以「仁」為己任的君子。

儒家的「君子」本也是追求人生的「德福一致」，但又以道義為人生的最高價值取向。孔子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論語·述而》）為什麼富貴有「不可求」？這一是因為能否求得富貴並不完全取決於自己，而要受一些外在條件的限制，儒家將此歸於「命」，更重要的是追求富貴不能違反道義的原則，而在道義的堅守中君子亦有一種獲得人生最高價值的自足之「樂」。

孔子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孔子所樂者當然不是粗疏的飲食，而他之所以樂在其中，是因為他在這種艱苦的物質生活中堅守了道義，故孔子所樂者是道義之樂。有了這種道義之樂，其視不義之富貴就輕如浮雲，無所動於心。在孔門弟子中，能達到這種境界的是顏回，故孔子稱讚：「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孔子和顏回所達到的這種境界，也就是仁者的境界。孔子說：「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仁者之所以能安於仁，是因為仁者把仁德視為人生的最高價值或內在價值，而知者是把仁德視為可以利用的工具價值。不仁之人不可以長久地居於窮困之中而不動搖，因為他「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所以他也不可能有長久的快樂。相反，因為仁者安於仁，所以他能夠堅守道義，如孟子所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能夠長久地「不改其樂」。

孔子和顏回所達到的「樂」的境界，被宋代的新儒家稱為「孔顏樂處」。如周敦頤教導二程兄弟，「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周敦頤在《通書》中說：「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富貴本來是人人要追求的，但是天地間還有不同於富貴而又「至貴至愛可求」的，這就是把仁義道德作為人生的最高最大的價值，相比之下，富貴的價值就「小」了。因為顏回「見其大而忘其小」，所以顏回能夠心中安泰，無論富貴還是貧賤都能處之如一，不改其自足的道義之樂。

對於儒家的士君子個人來說，這種道義之樂是超越個人的功利得失而在精神上自足的。但是，因為這種自足之「樂」不是獨善其身的，而是承擔了道義即「仁以為己任」的，所以它又內在地包含著對整個社會的責任和憂患意識，如孔子所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這種「憂」就表現為儒家憂患「天下無道」，而追求「天下有道」，追求使整個社會能夠「德福一致」的「天下之樂」。

孟子說：「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這其中的第一樂是親情倫理之樂，第三樂是教育功能之樂，而第二樂便是俯仰不愧、「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的道義之樂。除此之外，孟子還主張「仁政」，倡導執政者「與民偕樂」，提出「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這裡的「樂以天下」就是追求「天下有道」、使整個社會能夠「德福一致」的「天下之樂」，而「憂以天下」就是對整個社會、天下之人抱有一種道義承擔的責任和憂患意識。

「孔顏之樂」可以說是一種「修己以敬」的「內聖」之樂，而「天下之樂」就是「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外王」之樂，二者在儒家的思想中本來是結合在一起的。宋代的新儒家對於這兩種「樂」都有很好的表達，如范仲淹在《睢陽學舍書懷》中說：「瓢思顏子心還樂，琴遇鍾君恨即銷。」前一句是表達「孔顏之樂」，後一句則是表達「外王」的志向，期望能得到知音，能有「得君行道」而造福於社會的機會。當范仲淹寫《睢陽學舍書懷》時，他尚在睢陽學舍苦讀，數年之後才中進士走向仕途。如後來歐陽修所評論：「公（范仲淹）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朱熹也曾說：「且如一個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正是懷著「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和憂患意識，范仲淹主持了慶曆新政。在新政夭折之後，他又書寫了《岳陽樓記》，留下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千古名句。「天下之樂」是追求天下之人「德福一致」的社會理想，因為是「後天下之樂而樂」，所以在現實中范仲淹似乎更多地是「先天下之憂而憂」。然而除了這種「天下之憂」外，范仲淹還有一種當下的自足之樂，這就是他在早年所說的「瓢思顏子心還樂」，亦如他在晚年當「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為逸老之地」時，范仲淹說：「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乎！」

不僅范仲淹如此，宋代的新儒家也都有這樣的「內聖外王」的志向和情懷。如周敦頤在《通書》中說：「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前一句是表達「外王」的志向，後一句是表達「孔顏樂處」的情懷。因為「志伊尹之所志」（伊尹是輔佐商湯的賢臣），所以常懷「天下之憂」而追求「天下之樂」；之所以能有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又是因為仁者有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的「孔顏之樂」。這就是儒家的「憂樂圓融」的境界。

在當今的市場經濟的社會中，確立「德福一致」的幸福觀，對於整個社會具有普適的價值。而「憂樂圓融」，把道德作為人生的最高價值取向，常懷「天下之憂」而追求「天下之樂」，這也是作為社會的公務人員、精英人士所應修身嚮往的高尚的精神境界。

◎本文來源於國際儒學聯合會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李存山的博客，轉載請註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