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開國之初,人才奇缺,朱元璋在登位的次年,即洪武二年(1369年),詔全國府、州、縣興辦學校,幾年下來,頗見成效。據《明史•選舉志》記載,雖然是窮鄉僻壤,也都有兒童入學,弦歌之聲不絕,為唐宋以來所未有。朱元璋很重視教育工作,他多次申令全國的士子非四書、五經之書不讀,孔孟之書又必須以朱熹之注為准。
馬上可得天下,但馬上不能治天下。明太祖朱元璋深諳此理,他奪取天下後,十分注重學習,在聖賢書中尋求治國之道。當他翻自《孟子》卷四《離婁章》時,龍顏大怒曰:“這老兒要是活到今天,非嚴辦不可。”因為這一章裏,有這樣一段話: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稱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稱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稱視君如寇仇”。
朱元璋親自操刀刪《孟子》
好一個膽大包天的孟軻,竟敢鼓動人們在皇帝對待他們不好時,就把皇帝當作仇敵賊寇,那還了得。《孟子》中記載了孟子時常在各國的國君面前,直言告誡,從平民的角度告誡國君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在朱元璋看來,這有傷國君的尊嚴。特別是孟子的言論“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更是讓這位大明開國皇帝怒不可遏:民貴君輕,成何體統?是可忍,孰不可忍?
皇帝一發怒,後果就嚴重了。他詔告天下,說孟子的不少言論“非臣子所宜言”,居然罷免了孟子千百年來在文廟裏和列位大儒們吃冷豬肉的資格,下令將孟子逐出文廟,不得配享(舊時中國的文廟多以顏淵、曾參、子思、孟軻配祀孔子,其中顏淵、子思居孔子的右邊,曾參、孟軻居孔子的左邊,統稱四配)。並發狠說,諸大臣“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
孟子認為,要為民所想,不要把人民厭惡的東西強加給他們。“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孟子把這種“以德服人”的政治稱之為“仁政”、“王道”。相反,孟子把“以力服人”稱之為“霸道”、“暴君”。“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天子若“以德服人”,就是“仁者”,而仁者則是無敵的。“得道者多助”。孟子民本的思想,怎麼能被正欲通過強權建立朱家千秋大業的朱元璋所容?所以厄運降臨孟子成為必然。
可偏偏也有不怕死的讀書人,一個叫錢唐的士子還是毅然上疏,反對皇帝把亞聖打入冷宮,明知勸阻皇帝有殺頭之罪,仍然入朝抗旨勸諫,他說:“臣為孟軻而死,死有餘榮。”(《明史•錢唐傳》)說罷,讓人抬著事先準備好的棺材,袒著胸,抱著必死的決心,向皇城奉天殿方向走去。
進入奉天殿,朱元璋果然命御林軍衛士殺氣騰騰地引滿弓,等著他的到來。見到錢唐視死如歸的模樣,朱元璋更加惱恨,便真的讓衛士連射了好幾箭。錢唐的左臂、右肩、胸部都中了箭,被射倒在朝堂上,但他仍然掙扎著向皇帝座前爬去。
朱元璋看錢唐“情辭剴切”,不禁“為之感動”,他不僅沒有因此而治錢唐的罪,還命令太醫仔細地為他治療箭傷。再加上朱元璋下令將孟子逐出文廟的第二天,就有主管天文的官員奏報說文星黯淡無光,朱元璋心生疑慮,認為是上天在示警。不久,朱元璋又下了一道諭旨:“孟子辨異端,辟邪說,發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算是極不情願地把孟子的牌位又請了回去,恢復了孟子在文廟中的一切待遇。清人全祖望的《鮚琦亭集》對此有記載。
對多有“非臣子言”的孟子,朱元璋終究是耿耿于懷餘恨難消,於是命令臣下“刪孟”,並且他自己也親自上陣,將上述那些光彩奪目的名言盡皆刪去,共砍掉孟子原文85條,只剩下170多條,編就了一本《孟子節文》,又專門規定,科舉考試不得以被刪的條文命題。
朱元璋未曾料及的是,他的這本《孟子節文》,並沒有長久流傳下去,甚至到他的兒孫接班當皇帝後,也不怎麼強力提倡了。後來,也就漸漸湮沒無聞了,劉繼興考證,現在國家圖書館裏,還收藏有這本書,那自然是珍本孤本,鮮有人讀。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任何倒行逆施,都擋不住滾滾向前的歷史潮流。哪怕你是權傾天下的皇帝,也只能落得“徒增後人笑耳”。(劉繼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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