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景壇先生說“兒時讀經 終生受益”
編者按：本文載2000年8月9日新加坡《聯合早報》。孫景壇，男，1955年生，漢族，吉林省農安縣人，中山大學1977級哲學系本科學士。現任南京市委黨校、南京市行政學院哲學部教授，教哲學、社會學、中國古代治國思想等課程。學術上，主要從事孔子、中國傳統文化及中西文化對比研究。）
我是大陸極少數從兒時讀經出身的中年知識分子。我今年45歲，按理說，是“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怎麽會走上讀經的道路呢？海外朋友可能不清楚，還以爲大陸有讀經土壤。事實上，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後，儒經已被批倒批臭，很多研究者都不讀了，他們隻是撿幾句話來寫“大批判”。
我出身農家，遠祖有什麽輝煌已不得而知，從我曾祖開始，就是老老實實的農民。不過，我母親的娘家卻是書香門第，外公和舅舅都讀過“大書”。我兒時在母親的教誨下，能背誦《百家姓》、《三字經》、《千字文》、四書五經的個别章節等，但由于母親并沒有上過學，外公家隻準男孩讀書，母親是自己偷習的字，所以對這些經文她有的能說清含義，有的說不清。我那時讀經是名副其實的囫囵吞棗。
1966年，大陸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小學也停了課。我在家沒事，表哥給我找了《詩經》、《尚書》、《左傳》、《四書》等來讀，雖然讀不懂（表哥是醫生，對經書隻知皮毛，不能做我的老師），但覺得挺好玩，就自覺地一段一段地背，而且越背越多，越背越快，有時一篇幾百字的文章，讀三四遍就能背下來了，短的讀兩遍就能背了，當時也不知怎麽會有那麽大的勁。我背書完全出于興趣，沒有壓力。
我讀經的第一個收獲是險遭迫害。因爲當時正值文革，“破四舊”、“立四新”，我讀經就成了封建殘滓餘孽。我在學校雖然當了班幹部，但從校長、老師到同學都認爲我思想舊，甚至要到我家搜查古書（抄家）。幸虧我出身貧下中農，祖宗八代都沒幹過壞事，自已又頭上沒辮子，屁股上沒尾巴，才做罷。不過這對我的前途還是有影響的。
我讀經的真正收獲，是1977年中國恢複高考，我由東北農村，一舉考上廣州中山大學。文革後首屆高考，雖然考題不難，但考中卻極不易。因爲從文革初的1966年，到文革後的1977年，社會上已積聚了十年的人才，考上的概率隻有千分之幾。
我考上中山大學，在當地不遜于範進中舉。不過，從兒時讀經是我金榜題名的關鍵，因爲經學對理解語文、曆史、政治、地理均有幫助。至今還記得，我們吉林省語文考題的古文翻譯是《左傳·曹刿論戰》，這段文字我早就能背下來，所以當時我隻看了一眼，便刷刷刷地将其全部譯了出來。
我的經學研究在大陸可謂“迷宗拳”，沒門沒派，全都是自悟。這有一個好處，就是思想無拘無束，能做到真正的解放。無論在研究方法上，還是資料的占有上，以及學術觀點上，我都有創新，先後發表了一批在中國古史、經學和子學研究上都有一定影響的論文，如：《中國古史分期新探》、《仁是孔子思想核心新證》、《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子虛烏有》、《董仲舒非儒家論》、《韓非非法家論》等。
這些論文，其中大陸最有影響的綜合性文摘刊物《新華文摘》轉載一篇，摘要多篇；《報刊文摘》轉摘兩篇；人民大學複印資料《曆史學》等轉載三篇。
此外，有的論文還被收入大陸的一些學術叢書，我的名字也被編入較權威的“學人辭典”。
回顧我從兒時讀經到現在，體會有五：
一、兒童讀經很有必要。作爲龍的傳人，應了解自已民族的文化史，應從小打個好基礎。既便是西方對中國傳統文化感興的白人，讓孩子從小讀點中國的經書，亦大有益處。
二、兒童讀經方法要講究。先要想辦法引起兒童讀經的興趣，然後在背誦上作文章，盡量少講解，讓其自悟，悟出來的道理才深邃。讀時不要由淺入深，而應由深入淺，從《詩》、《書》、《語》、《孟》、《易》、《禮》、《左氏》等入手。由深入淺學習，如從山上滾石頭，越學越容易，興趣也越高，若從淺到深，則步步維艱。因爲此時兒童對經文不要求甚解，深和淺對他都一樣，背熟了将來就會懂。
三、兒童背經不是“填鴨”式教學。兒童背經，隻是利用其年少記憶好的特點，讓其機械記憶，不是将經文的所有涵義都讓他弄懂。背能鍛煉記憶力，背的目的是留待他将來自已去“悟”。悟是思想自由，能啓迪其理性思維，不存在“填鴨”的問題。相反，大陸教師講課滿堂灌，強令學生死記硬背，再加上“八股”式的考試，那才是不折不扣的“填鴨”式呢。
四、背經要比背其他的東西更有益。經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線與精髓，兒童背經不僅能了解古代思想文化，也對曆史、文學等知識有所把握，而且觸類旁通，還能懂得做人的道理。其他東西固然也要背，如外語單詞，但學習外語單詞不一定在兒童時期，年紀大點也能學好，經學則非要在兒童時背才能記得牢，否則就難以刻在心中，日後也很難悟出真谛。
五、兒童讀經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水土不服的問題。孔子的仁當時雖是爲中華民族而設計的，但實則是全人類的，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隻要有人的地方皆可，有華人就更好。
傳說當年楚王遺失一弓，被楚人拾去，他就不找了，說：“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孔子聽了，批評道：“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可見孔子崇高的人類主義精神。孔子的仁隻要有人的地方就能被理解和發揚光大。現在西方的儒經研究已蓬勃展開，大有喧賓奪主之勢。
正像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棗黃河已幾經斷流一樣，經學在大陸早已衰落，大陸學子正如湯建國教授所言：都在多背外語單詞，忙去美國深造，忙拿美國綠卡，視儒經爲骈拇。經學當此危難之秋，王博士奔走于新加坡，推廣“兒童讀經”法，華夏幸甚，天下幸甚！孔子說過：“周公既沒，文不在茲乎！”信矣哉！信矣哉！
于南京“困陋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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