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景壇先生說“兒時讀經 終生受益”

 

編者按:本文載2000年8月9日新加坡《聯合早報》。孫景壇,男,1955年生,漢族,吉林省農安縣人,中山大學1977級哲學系本科學士。現任南京市委黨校、南京市行政學院哲學部教授,教哲學、社會學、中國古代治國思想等課程。學術上,主要從事孔子、中國傳統文化及中西文化對比研究。)
 
 
  最近台灣王财貴博士在新加坡推廣“兒童讀經”法,這是件大好事。雖有個别人持異議:認爲水土不服,小孩子不會感興趣,這是“填鴨式”教學,不如多背其他有用的東西,包括英語單詞等,但筆者對此持肯定态度。
 
  我是大陸極少數從兒時讀經出身的中年知識分子。我今年45歲,按理說,是“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怎麽會走上讀經的道路呢?海外朋友可能不清楚,還以爲大陸有讀經土壤。事實上,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後,儒經已被批倒批臭,很多研究者都不讀了,他們隻是撿幾句話來寫“大批判”。
 
  我出身農家,遠祖有什麽輝煌已不得而知,從我曾祖開始,就是老老實實的農民。不過,我母親的娘家卻是書香門第,外公和舅舅都讀過“大書”。我兒時在母親的教誨下,能背誦《百家姓》、《三字經》、《千字文》、四書五經的個别章節等,但由于母親并沒有上過學,外公家隻準男孩讀書,母親是自己偷習的字,所以對這些經文她有的能說清含義,有的說不清。我那時讀經是名副其實的囫囵吞棗。
 
  1966年,大陸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小學也停了課。我在家沒事,表哥給我找了《詩經》、《尚書》、《左傳》、《四書》等來讀,雖然讀不懂(表哥是醫生,對經書隻知皮毛,不能做我的老師),但覺得挺好玩,就自覺地一段一段地背,而且越背越多,越背越快,有時一篇幾百字的文章,讀三四遍就能背下來了,短的讀兩遍就能背了,當時也不知怎麽會有那麽大的勁。我背書完全出于興趣,沒有壓力。
 
  我讀經的第一個收獲是險遭迫害。因爲當時正值文革,“破四舊”、“立四新”,我讀經就成了封建殘滓餘孽。我在學校雖然當了班幹部,但從校長、老師到同學都認爲我思想舊,甚至要到我家搜查古書(抄家)。幸虧我出身貧下中農,祖宗八代都沒幹過壞事,自已又頭上沒辮子,屁股上沒尾巴,才做罷。不過這對我的前途還是有影響的。
 
  我讀經的真正收獲,是1977年中國恢複高考,我由東北農村,一舉考上廣州中山大學。文革後首屆高考,雖然考題不難,但考中卻極不易。因爲從文革初的1966年,到文革後的1977年,社會上已積聚了十年的人才,考上的概率隻有千分之幾。
 
  我考上中山大學,在當地不遜于範進中舉。不過,從兒時讀經是我金榜題名的關鍵,因爲經學對理解語文、曆史、政治、地理均有幫助。至今還記得,我們吉林省語文考題的古文翻譯是《左傳·曹刿論戰》,這段文字我早就能背下來,所以當時我隻看了一眼,便刷刷刷地将其全部譯了出來。
 
  我的經學研究在大陸可謂“迷宗拳”,沒門沒派,全都是自悟。這有一個好處,就是思想無拘無束,能做到真正的解放。無論在研究方法上,還是資料的占有上,以及學術觀點上,我都有創新,先後發表了一批在中國古史、經學和子學研究上都有一定影響的論文,如:《中國古史分期新探》、《仁是孔子思想核心新證》、《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子虛烏有》、《董仲舒非儒家論》、《韓非非法家論》等。
 
  這些論文,其中大陸最有影響的綜合性文摘刊物《新華文摘》轉載一篇,摘要多篇;《報刊文摘》轉摘兩篇;人民大學複印資料《曆史學》等轉載三篇。
 
  此外,有的論文還被收入大陸的一些學術叢書,我的名字也被編入較權威的“學人辭典”。
 
  回顧我從兒時讀經到現在,體會有五:
 
  一、兒童讀經很有必要。作爲龍的傳人,應了解自已民族的文化史,應從小打個好基礎。既便是西方對中國傳統文化感興的白人,讓孩子從小讀點中國的經書,亦大有益處。
 
  二、兒童讀經方法要講究。先要想辦法引起兒童讀經的興趣,然後在背誦上作文章,盡量少講解,讓其自悟,悟出來的道理才深邃。讀時不要由淺入深,而應由深入淺,從《詩》、《書》、《語》、《孟》、《易》、《禮》、《左氏》等入手。由深入淺學習,如從山上滾石頭,越學越容易,興趣也越高,若從淺到深,則步步維艱。因爲此時兒童對經文不要求甚解,深和淺對他都一樣,背熟了将來就會懂。
 
  三、兒童背經不是“填鴨”式教學。兒童背經,隻是利用其年少記憶好的特點,讓其機械記憶,不是将經文的所有涵義都讓他弄懂。背能鍛煉記憶力,背的目的是留待他将來自已去“悟”。悟是思想自由,能啓迪其理性思維,不存在“填鴨”的問題。相反,大陸教師講課滿堂灌,強令學生死記硬背,再加上“八股”式的考試,那才是不折不扣的“填鴨”式呢。
 
  四、背經要比背其他的東西更有益。經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線與精髓,兒童背經不僅能了解古代思想文化,也對曆史、文學等知識有所把握,而且觸類旁通,還能懂得做人的道理。其他東西固然也要背,如外語單詞,但學習外語單詞不一定在兒童時期,年紀大點也能學好,經學則非要在兒童時背才能記得牢,否則就難以刻在心中,日後也很難悟出真谛。
 
  五、兒童讀經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水土不服的問題。孔子的仁當時雖是爲中華民族而設計的,但實則是全人類的,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隻要有人的地方皆可,有華人就更好。
 
  傳說當年楚王遺失一弓,被楚人拾去,他就不找了,說:“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孔子聽了,批評道:“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可見孔子崇高的人類主義精神。孔子的仁隻要有人的地方就能被理解和發揚光大。現在西方的儒經研究已蓬勃展開,大有喧賓奪主之勢。
 
  正像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棗黃河已幾經斷流一樣,經學在大陸早已衰落,大陸學子正如湯建國教授所言:都在多背外語單詞,忙去美國深造,忙拿美國綠卡,視儒經爲骈拇。經學當此危難之秋,王博士奔走于新加坡,推廣“兒童讀經”法,華夏幸甚,天下幸甚!孔子說過:“周公既沒,文不在茲乎!”信矣哉!信矣哉!
 
于南京“困陋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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