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詩動人 經經有味--高雄 慈悅書院 親子讀經班

    傅佩榮，1950年生於臺灣，祖籍上海。曾任比利時魯汶大學客座教授、荷蘭萊頓大學講座教授、臺灣大學哲學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長，現為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著作逾百部，已出簡體字版的有《哲學與人生》、《智者的生活哲學》、《自我的覺醒》、《解讀論語》、《解讀莊子》、《解讀老子》、《解讀孟子》、《儒家與現代人生》等。

　　據說，在臺灣，人們或許不太瞭解哲學究竟是什麼，但一定都知道有個哲學教授叫傅佩榮；更誇張的說法是，談起哲學，許多人第一個想到的也是傅佩榮，彷佛哲學就等於傅佩榮。近年來，傅佩榮的著作一本又一本地在內地出版，他並且頻頻出現在大學和企業的講臺上，出現在螢屏上，在內地，有越來越多的人記住了這位講起孔孟老莊就口若懸河的臺灣學者。

　　日前，記者從中華書局瞭解到，傅佩榮將與中華書局開展全面合作，其創作的普及讀物和學術著作都將交由這家在古籍和傳統文化普及出版方面享有盛譽的名牌出版社出版。這一合作的首個產物就是在第十九屆書博會上首度與讀者見面的《向莊子借智慧》。

　　這本新書脫胎于傅佩榮在北京電視臺“養心堂”節目中的講座，精選《莊子》一書中18個著名的寓言故事，結合現代人的生存狀態展開思考，並隨時拿西方哲學的觀念與莊子思想相對照，顯得耳目一新，甚至有些出位。《莊子》可以這樣讀嗎？將《莊子》熬製成現代人的“心靈雞湯”是否背離了《莊子》的真意？……近日，傅佩榮在北京接受記者的採訪，講述了他為什麼這樣解讀《莊子》，同時，他也回答了記者關於百家講壇、國學熱等方面的問題。

　　讀書報：您的很多著作都不是單純講哲學、讀經典，而是重在發掘經典中包含的人生智慧，《向莊子借智慧》也是這樣。請問您寫這本書時是怎樣考慮的？

　　傅佩榮：寫作《向莊子借智慧》，我有三個策略：一是以清楚明白的白話文敍述原典的意思。二是與西方一些思想家的觀念進行對照，像書中引述了蘇格拉底、笛卡兒、斯賓諾莎、休謨、康得、尼采、佛洛德、梭羅、懷特海等人的觀點，在此基礎上揭示《莊子》一書豐富的哲學意蘊。三是聯繫現代人的生活處境，發掘可以為我們所用的人生智慧。這樣寫，或許能讓大眾對《莊子》發生興趣。

　　今天研究中國古典思想，不能關起門來念，必須問問它對現代人有什麼啟發，與西方的思想有什麼關聯，打通古今中外，才能讓經典充滿活力。譬如談到“莊周夢蝶”，我們就要瞭解，西方怎麼看待夢這件事，像佛洛德“夢的解析”是怎樣理解夢的；接下來是跟現代人的生活相結合，我提到了人有夢想、幻想和理想，講解怎樣從哲學上分辨這些概念。

　　讀書報：《向莊子借智慧》重點不在文本的注釋，也不在莊子哲學體系的分析，而在於為普通讀者提供可資利用的人生智慧，這樣讀《莊子》，會不會偏離了《莊子》的原意？比如，您從“莊周夢蝶”讀出了“讓夢想點亮人生”，從“大鵬南飛”讀出了“如何看待我們的潛能”，把莊子塑造成了一個很積極的人，這似乎不是一般人理解的那個莊子了。

　　傅佩榮：把莊子看做一個消極厭世的人，其實是誤解了莊子。莊子講到人生，強調“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是指外在方面跟人同化，不會引起別人的注意；內化指領悟“道”後內心安定自足，沒有缺乏。莊子避世嗎？戰國時代中期,是個危機四伏的亂世，憑莊子的本事,做官不是問題,但是要付出什麼代價呢？避世並不困難,難的是避世之後轉而修煉內心世界,使它廣闊到超越天地,以至可以作逍遙之遊,享受無比的自得之樂。我們就算生活在治世,不是也常受俗人俗事干擾而心煩意亂嗎？莊子的示範對我們是很有啟發意義的。

　　讀書報：您將《莊子》與西方哲學相對照是出於什麼考慮？

　　傅佩榮：這要從我的求學經歷說起。由於父母信教的原因，西方思想從小對我影響很大，我學習哲學，最早接觸的也是西方哲學。上臺大哲學研究所碩士班的時候，我遇到了 方東美 先生，他主要講授佛學，但很注意與西方哲學以及中國儒家、道家的哲學相對照，在 方東美 先生的影響下，我對中國哲學發生了濃厚興趣。後來我在美國耶魯大學學習，老師中有餘英 時 先生，也有許多西方的學者。我越來越意識到，如果繼續研究西方哲學，最好也不過是一個二流水平的學者，因此我就決定，要把中國哲學作為自己主要的研究方向。由於我受過西方哲學的學術訓練，所以在研究中國哲學的時候，很自然就會拿西方思想與中國哲學相對照。

　　讀書報：請問《莊子》給您哪些人生智慧方面的啟示？

　　傅佩榮：我學莊子最大的收穫三個字：“不得已”。所謂“不得已”不是說委屈無奈，而是說：當條件成熟的時候，我就順其自然；當時機不到，就不要勉強。因此，關鍵在於如何判斷客觀條件是否成熟。莊子哲學偏重在透徹觀察自然界與人世間，發現其中變化的細節與微妙的規律。他有一種整體觀，從“道”這個整體來看待萬事萬物的狀況，尤其是個人的具體處境。一旦明察處境，就不會貿然浪費力氣或作無謂的犧牲。由此可以轉向“審美”心態，亦即“以道觀之，物無貴賤”，可以欣賞萬物，體驗“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意境。

　　讀書報：前幾年有消息說您會在央視“百家講壇”開講，但我們一直沒有看到相關的節目播出。

　　傅佩榮：三年前，就有朋友幫我聯繫到“百家講壇”試講《易經》，講完後，現場的老太太把我給圍住了，她們說終於聽懂了《易經》。編導對我講，既然老太太都這麼喜歡，那在電視上播出的效果一定是不錯的。然而，由於電視臺顧慮到“《易經》有迷信傾向”，這個選題最終“夭折”了。“百家講壇”曾經希望我來講《論語》，我也很有興趣，但因為種種原因，後來沒能付諸實施。最近，“百家講壇”邀請我去錄了10講孟子，節目可能會在今年五六月份播出，而根據講座整理的書也將由中華書局出版。我與“百家講壇”的合作過程可以說是蠻曲折的，我的態度是，理解對方的難處，絕不強人所難。這類事情，我從來都是“逆來順受”。不是我能掌控的，我統統接受。做人要學會從忍受到接受，再到享受。這就是我上面說到的“不得已”三字的真意，也是我從道家學到的人生智慧。

　　讀書報:如果讓您來講《論語》，您會怎樣講？

　　傅佩榮：研究《論語》，我至少讀了400種不同的注解，關於文本本身，至少有十餘處我與多數人的看法不一樣。孔子說：“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人們把“行束脩”理解為給孔子送乾肉，是錯誤的，我同意鄭玄的說法，“行束脩”代表了男子15歲所行的禮。還有“六十而耳順”這句話，“耳順”這兩個字很難講得通。我認為，“耳”是衍文。“六十而順”接著“五十而知天命”講，是說六十而順天命，怎麼可能是耳朵順呢？至少有兩位大家很熟悉的哲學家都持這種看法，一位是 馮友蘭 教授，另一位是 唐 君毅教授。孔子一以貫之的，就是一個“仁”字。弟子問“仁”，答案都不一樣，理解上爭議最大的可能就是“克己復禮為仁”，大多數人都理解成“克制自己、約束自己，去實現禮儀的規範”，怎麼可以這樣講呢？顏淵問仁，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而顏淵是孔子弟子中最沒有欲望的，你跟顏淵還要說克制自己，這還是因材施教嗎？其實，這裏的“克”是能夠的意思，“克己復禮”就是說，能夠自己做主去實現禮的規範，這樣才能講得通。還有大家常常談到的對“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的理解，其實沒什麼可爭論的。一個人講話有兩種可能，一種是描述當時的社會現象，一種是表達自己的主觀見解，孔子這樣講當然是前一種情形嘛。所以，我們根本沒必要批評孔子歧視婦女，更沒必要歪曲文意來曲意回護孔子。

　　讀書報：這幾年來，內地有一個“國學熱”的現象。在國學熱不斷升溫的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人對國學走熱持批判態度，認為國學無助於推動我們的國家走向現代化，與當代生活格格不入；還有的學者認為，我們應該更多地學習西方，而不是沉迷于傳統中，您怎麼看？

　　傅佩榮：我們不要認為西方的社會是完美無缺的，每個社會都有它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我們根本不必對西方的一切東西都頂禮膜拜，全盤照搬。我們也不要認為我們可以找到一種“萬靈丹”，以解決人類社會和個體人生的全部問題。傳統不可能盡善盡美，但它是我們理解這個世界的切入點。人的生命有身、心、靈三個層次，我的理解是，身體方面的需求是必要的，心智方面的需求是需要的，靈性方面的需求是重要的，努力滿足身、心、靈三個方面的需求，人生才能趨近于完善。在這方面，莊子給我們很多啟示，他說，“精神生於道”，什麼是精神呢？莊子告訴你八個字：“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意思是，當你的身體像槁木一樣枯死時，但你心智中的欲望衝動像死灰一樣不能複燃，才能有“精神”的出現，才能有“精神”的自由。這些思想都永不過時，能夠給我們很多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