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大過

2015-03-11 09:10:19 聯合報 薛仁明

《論語》裡頭,孔子曾自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這前兩句怎解,歷代爭訟不已,向無定論。我讀書不求甚解,對此爭論,一方面覺得頭大,二方面也覺得無味。可雖如此,我對此章末句,卻是深感興趣。簡言之,我很好奇,孔子到底有啥「大過」?

魯定公九年,五十出頭的孔子,先是擔任中都(魯邑名)宰,政績卓著,才一年,「四方皆則之」,不多久,升魯司空,再升大司寇,定公十四年,孔子以大司寇行攝相事,與聞國政,數月之後,就將魯國治理到路不拾遺、商賈不報虛價。就在孔子風生水起之際,「不知怎地」,一下子卻從政治的高峰摔落下來,踉蹌去職,黯然離魯,從此,展開他漫漫十餘年的周遊列國生涯。這顯然是孔子畢生極緊要、甚至也最緊要的一個大轉折,但是,這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樁「大過」嗎?

在那當下,孔子恐怕沒太多的自覺。剛離魯時,他更像是個失意的政治流亡者。但凡失意者,難免會憤懣、會不平;孔子不至於此,但悵然的他,仍多有嗟嘆。那天,離開了曲阜,夜宿「屯」地,魯國的師己送行,不平地對孔子言道:先生,您是沒有過錯的呀!(「夫子則非罪!」),孔子慘然一笑,「吾歌,可乎?」(我用唱的,行嗎?),於是唱道,「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婦人的口舌,可以離間君臣,使賢臣出走,使國家敗亡),最後,又不無自嘲、故作輕鬆地唱了兩句,「優哉游哉,維以卒歲!」(我就逍遙散盪、湊和地打發日子吧!)

師己回到曲阜,據實將孔子的話轉告給魯國第一權臣、也是使孔子離魯的關鍵人物季桓子,季桓子聽罷,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季桓子聽得出來,孔子說的是群婢,矛頭當然是指向他;此番說詞,不過是孔子的婉轉罷了!真正的問題,又哪裡是因為那群美女呢?

外表看來,這事是導因於孔子大展長才之後,引起齊君戒懼,擔心魯國一旦強大,將成齊國威脅,於是送美女八十人、寶馬三十駟,刻意拉攏,藉以分化。這時,季桓子看了又看、想了再想,最後決定,請魯定公接受齊國這番 「心意」,遂偕同一道「往觀終日,怠於政事」。這時,子路沉不住氣,首先對孔子言道,「夫子可以行矣」;孔子還抱著一線希望,想再緩一緩;就看看魯君大祭之後,是否將該送給大夫的祭肉照常送達。結果,孔子失望了。

這時,孔子心中百味雜陳,在離魯的路上,不免要感慨時運不濟、受困於「主昏臣佞」之局!可能得反覆琢磨了一陣子,才意識到事情沒那麼簡單。季桓子的「往觀終日,怠於政事」,顯然只是一個政治動作,裝昏庸、當佞人,其真正目的,也就是要「攆」孔子走;季桓子不過是在齊國示好之際,趁勢與齊國唱唱雙簧、「裡應外合」罷了!這一切,其實都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季桓子與齊國對他的戒懼,慢慢想來,也似乎都有跡可循。只是當時他身在局中,又那麼意氣風發,對於形勢之變化,對於整個局面的相互影響,憑良心說:失察了!

這失察,可能還只是他「大過」的其中一環。就說齊國的問題吧!最早,作為一個小國,魯國長期事晉,後來叛了晉,改事齊,遂有齊、魯兩國的夾谷相會。說是相會,其實兩國有著從屬關係,本來就不對等,因此,夾谷會上齊君並不把魯君太放眼裡,也不覺得有必要弄得過於嚴肅,於是,先是演奏了熱鬧喧譁的夷狄之樂(否則,正式的雅樂多難聽呀!),接著,又讓倡優侏儒為戲(反正,就是娛樂娛樂、好玩嘛!)。結果,齊國這種近乎戲謔的安排,當下惱火了陪同魯君與會的孔子。孔子覺得齊君無禮之至,簡直就是羞辱魯國;在諸侯會同的場合裡,怎可如此輕佻,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便極嚴正、極鮮烈地提出抗議,甚至要求將倡優侏儒以「熒惑諸侯」之罪名,付諸正法。

不管於情於理,這整樁事,本來齊君就站不住腳,再加上孔子的氣勢如此懾人,因此,齊國不僅陪了罪,甚至還歸還了早先侵魯之地。這當然是魯國外交的一大勝利,也是孔子事功的一大成就。然而,《易》講陰陽、講變化,說的是禍福相倚。以魯國對齊國的從屬關係,本身又缺乏客觀上的實力,一下子獲致外交形式的對等與實質的勝利,長久看來,究竟是福是禍?孔子這樣的成就,固然也讓他名震齊國,但如此盛名,究竟又是祥或不祥?夾谷之會孔子做得如此之好、如此之對,但問題的核心,恰恰就在於做得太好、做得太對。太好,因此不留餘地;太對,因此鋒芒畢露。正因不留餘地、鋒芒畢露,才會使得日後孔子在魯國大展長才、風風火火不過三個月,齊國就迫不及待地出手了。

齊國出手之後,問題就回到了季桓子。認真說來,季桓子對於孔子的感受,算得上極其複雜:一則以敬,一則以懼;一則以愛,一則又以恨。他尊敬孔子的人品與學問,愛惜孔子的滿懷理想與幹練才華,但是,讓他又怕又恨的,則是孔子一旦伸展了抱負,勢必就要威脅他的執政地位。畢竟,季桓子是僭越掌權之人。孔子高舉重建秩序大纛,一心要恢復遭魯三桓(孟孫、叔孫、季孫)架空的魯公室地位;作為三桓之首,季桓子面對孔子這樣的角色,當然會無比矛盾。用孔子,對魯國會大有助益;重用孔子,最後卻會傷了自己。那麼,到底用或不用?

季桓子盱衡全局,決定在「安全範圍」之內,可以迂迴一用。於是,季桓子與孔子,變成了某種博弈關係;季桓子雖然掌握大權,擁有現實的優勢,但孔子聲望甚佳,又據有道德的制高點。換言之,如果孔子沉得住氣,一如《易》所說的消長之道,迂迴轉進、徐圖以待,未必沒有機會成事,更未必會「被迫」離魯。可惜,孔子終究失敗了。

魯定公十三年,時任大司寇的孔子,自中都宰算起,為官不過四載,羽翼其實未豐,但為了實現「理想」,卻冒然出手,建議魯公「墮三都」(拆毀三桓逾越禮制所建的都邑),這下子,難免就觸犯了季桓子的忌諱。當然,孔子以禮制為名,名正言順;至於季桓子,一方面也想藉力使力,趁勢打壓孟孫、叔孫的勢力,於是,他明地支持這個政策,先順利拆毀了叔孫的都邑,可暗地裡,又指使他都邑 (費)的屬下公孫不狃等人起兵鼓譟,以圖自保。

一年之後,孔子以大司寇行攝相事,五十六歲的他,終於等到了機會大展長才,一時間,面「有喜色」(連門人都看了詫異!)。深懷使命又意氣風發的他,決定大刀闊斧、放手一搏,首先,「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註)。除掉少正卯這件事,平心而論,孔子做的沒錯,但是,確實又是用力過猛,且再一次挑動了季桓子的敏感神經。這樣的操切,想「一刀切」的做法,其實都是使命深重的道德君子最常犯的「大過」。

結果,孔子與聞國政才三個月,魯國大治,一下子,聲名就傳到齊國了。但這時候,感到不安的,難道只有齊國嗎?孔子的意氣風發,孔子的風風火火,一轉眼,都變成了他周遊列國的僕僕風塵。孔子失敗了。可是,《易》講陰陽、講變化,說的是禍福相倚。失敗後的孔子,從此栖栖遑遑,幾度落魄如喪家之犬,但是,他似乎因而想清楚了當年老子告誡他的那段話,「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威儀容色)與淫志(過大的志向),是皆無益於子之身。」那時,孔子走在黃土大地上,一陣陣風、一陣陣沙塵,吹得他眼睛幾乎要睜不開,可他心裡,卻是越來越明白了。

註:此事在宋儒之後,多被質疑。箇中之爭論,早已陷入考證的泥淖,變得汗牛充棟了。目前處於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的狀態。我個人相信太史公的歷史判斷,因為,我沒見過有人比太史公史識更高。可參考拙文〈當太史公與孔子覿面相逢〉(收入《進可成事,退不受困》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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