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教授杜維明：我贊成小孩子讀經
時間：2014-12-14 20:17
（編者按：杜維明，祖籍廣東南海，1940年出生于昆明，1961年畢業于台灣東海大學，1962年獲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後前往哈佛大學深造。在哈佛相繼取得碩士、博士學位，先後任教于普林斯頓大學、柏克萊加州大學，1981年至今任教于哈佛大學。1988年，杜維明獲選美國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士，現任哈佛大學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文哲所顧問委員會主席，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成員，聯合國推動文明對話傑出人士小組成員，并自1996年出任燕京學社社長至今。 ）
主題：我贊成小孩子讀經
人物周刊：除了文化精英，普通的老百姓怎樣維持中國的傳統文化？比如具體地說，您贊成不贊成用儒家的倫理來教育小孩子？
杜維明：絕對贊成。不一定非要儒家的倫理，但一定要有基本的做人道理。現在中國的孩子都是小皇帝、小公主，他們内在的心理資源很不夠。
人物周刊：那您是否贊成小孩子讀儒家經書呢？
杜維明：我贊成小孩子讀經。以前有一個錯誤的觀念，認爲記誦之學會扼殺兒童的創造性，好像你大腦的容量是限定的。現在科學發現，腦力的開發要通過各種渠道，數學、文學、藝術、宗教等多種體驗能使大腦結構發育完整。能夠有四書五經給小孩子去背，像現在美國和英國的小孩子要背莎士比亞的詩劇，将來他們就會受用。以前的背誦之學是爲了一個特定的目的——科舉，如果它變成遊戲，在兒童的生命裏變成活的東西，就是一種創造。
人物周刊：您以前也提到，在新加坡、台灣等地區華人社會，傳統文化的保持和傳承都很受重視，是嗎？
杜維明：漢學的根在中國，但中國反傳統的力量太強了。真正嚴格的學術研究要到20世紀90年代才進入正常情況，錢鍾書、馮友蘭、季羨林等每一位都有十多年的困難期，這期間連書都看不到。中國現在的知識分子很多是接受西方文化成長起來的。整個中國包括香港、台灣和海外華人世界，我們的文化資源是非常薄弱的，不能和印度、伊斯蘭世界和拉美比，所有這些地方，他們傳統的文學、藝術、音樂都保存得很好。在文明史中，一個民族破壞别的民族文化的現象是常有的，像基督教文明破壞伊斯蘭文明，但是自己的民族把自己的文化摧殘到這個程度是沒有的。
人物周刊：比如說“文革”浩劫裏的“破四舊”？
杜維明：是啊，現在能從數據上看到的已經很驚人了。爲了避禍，程頤、程颢的後人把祖先留下來的東西全部燒了，包括他們考取進士時的卷子，這些東西要能保留下來，都是至寶！這是一個殘忍的事實，一個民族可以把自己的文化弄得蕩然無存，我們是在把自己的文化當糟粕。
1985年我在北大上儒家哲學課，在我之前，只有梁漱溟1923年開過這門課。當時梁漱溟課上來了一大批學生，都是來看怪物的，“我們都倡新學了你還來講這個！”他非常生氣，上了一學期就不幹了，自己在北大紅門租了個小房間，願意來聽課的每人交一個大洋。學生很少，但是都很不錯。
1985年我回國講儒學，學生倒不一定是來看怪物的，可是好奇的人也非常多：“這東西在中國老早就落伍了，你又是從國外一流大學回來的，還講這個東西，一定有毛病。”傳統文明的恢複，是一個漫長和複雜的過程。
人物周刊：儒學在美國被接受的程度如何？
杜維明：儒學在美國發展太慢太慢。不過現在也有了一些良好的契機。美國國會圖書館列出8本公共知識分子必讀書，《論語》是其中之一。在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組織的“全球知名人士”論壇上，我和另外一些學者探讨儒家思想，認爲“人道”和“恕道”将是儒家文明被西方社會接受的最低的條件。
去年我在哈佛給大一新生開設儒教課程，講授《四書》，在50多名申請人中挑選12名學生，其中有3名是亞裔學生，其他都是對東方文化一無所知的，畢竟他們還是剛剛高中畢業的孩子。我把只有1200字的《大學》翻譯成英語發給他們，3天後讀完讨論，迸發出的火花令我驚訝。
比如，讨論時一個學生說，“格物緻知，誠意正心”，這個順序爲什麽是先“格物”，而不是先“誠意”？爲什麽學習前不先把态度擺正？也就是說，經驗知識和道德倫理之間的關系是什麽?這就是程朱理學和王陽明新學辯論得最激烈的一個課題，這個小鬼居然抓到了。
我要求這些學生每學完一篇就讨論一次，然後寫一個報告，每人寫一篇論文，很有啓發性。我打算把這些文章譯成中文，并在中國聯系書商來出版，讓中國學生看看美國的小鬼怎麽受用于四書五經。
主題：儒學的“現代化”
人物周刊：您所倡導的新儒學對當今社會意義何在？
杜維明：在複雜的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原來的宗親聯系已經逐漸分散，已經從内涵的倫理變爲排斥的倫理。但是人們仍然是生活在網絡中的，人有“同”的觀念，是網絡的中心點，而非獨立的個體。儒家的一些最基本的信念、基本的核心價值——仁義禮智信，在現代社會仍有普适意義。如果沒有信，整個資本主義不能建構。
只要是有生命力的文明，她就會像源頭活水一樣，不停地變，但是并不傷害其内在的凝聚力以及其核心價值。儒家思想并不僅僅适用于農業社會，它本身也經過了“西化”和“現代化”的過程。
儒學從鴉片戰争後經過了一個漫長的西化過程。鴉片戰争以後，真正研習西學的都是當時第一流的儒者，像康有爲、梁啓超、譚嗣同等，這是對儒學本身進行西化的第一代。康有爲講，所有的五倫都有問題，只有朋友一倫沒有問題，他把父子、夫婦、兄弟這些都變成朋友一倫。另外他認爲，男女一開始可以住在一起，熟悉一段時間，等到彼此心甘情願在一起時，再結婚，繼續生活。
人物周刊：也就是說清朝時候學儒之人就提出了“試婚”的概念了？
杜維明：（笑）是啊，這就是現代人的“試婚”概念，所以儒家學者也是在不斷發展的。“五四”時代的梁漱溟、馮友蘭，這些從事儒學研究的都嘗試把西方的核心價值如科學、民主、自由、平等，帶到儒家的傳統裏去。1949年以後，唐君毅、徐複觀、牟宗三這些人，他們所做的事情，我稱之爲儒學的現代化，把儒學和現代生活相關聯，像唐君毅先生說的人文精神之重建，像牟宗三先生講的原教。
文明的選擇總是一種地方知識上升爲世界知識，自由、平等、民主、尊嚴等理念都是來自西方，逐漸成爲共同接受的世界知識。有無可能一種非西方的地方知識成爲世界性的公識? 現在世界上有三種全球性的文明，即基督教、伊斯蘭教和佛教。儒學有沒有可能跻身其中，成爲一種普适的文明?
不過我并不贊成“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或者是“亞洲的世紀”這樣的說法，未來沒有哪種文明會一枝獨秀，一定是多元的。
人物周刊：我們注意到您在很多地方講學的時候，用的都是純正的英語，是否就是爲了解決儒學的全球化問題？你覺得儒學怎麽突破語言的障礙來讓西方接受?
杜維明：以前在新加坡，李光耀總理也曾問過我這個問題。到底能不能用英文來講儒家文明?一些著名的學者，比如普林斯頓大學的餘英時認爲不行，我說行。如果他的意見是對的，那麽我這二十多年的工作就等于是白費了。
如果儒學有進一步的發展，它不可能只停留在中國和東亞，它一定要進入更寬廣的世界，最大的考驗就是語言關，有些人說如果用英語來讨論儒家倫理，它的原汁原味就沒有了。而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三大世界性宗教，你都可以用英文、德文、法文以及其他語言來讨論。
用英文來講儒家文明，我在表達上碰到過很多困難。具體說，“仁”字英文怎麽翻譯？有人翻譯成“provenance”，就是仁政、仁慈的意思。有人翻成“good”，有人翻成“human-hearted”，就是以人心爲主，還有人譯成“humanity ”，這個我比較贊成，因爲《中庸》裏面說“仁者，人也”，就是說仁義之人，就是最像人的人。我們現在很多學者就用“humanity”來翻譯仁。“義”也非常難翻譯。有人翻成“righteousness”（公義），但是“義者宜也”，就是“最正當的方法”，所以我們現在翻譯成“rightness”。這中間最大的難處就在于基本價值的翻譯絕對是創造，很多時候在重大的文明之間，翻譯的可能性基本沒有。你不能夠預設大家都熟悉，你要建立一套解釋的模式，就要自己先想透徹。
人物周刊：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效果怎樣？
杜維明：我們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就開始有軸心文明的對話。亨廷頓的文明沖突的思想提出以後，把文明的問題帶到社會科學，特别是政治學的領域，而政治學又有真正地緣政治的含義，所以一下就有非常大的影響力。當時我曾經和亨廷頓談過，即使有文明沖突的危險，文明對話也是必要的，這他是贊成的。亨廷頓的文明沖突理論忽視了一個最嚴重的問題：常常不是文明之間的沖突，而是文明内部産生矛盾。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從他的角度闡述，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教文明的沖突是毫無疑問的，但是現在在伊斯蘭世界，最大的矛盾是兩派——即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極端派和大部分的溫和派之間的鬥争最爲慘烈。基督教的内部，比如現在的美國，自由主義和原教旨主義之間的矛盾很深。
爲什麽文明内部的沖突比文明之間的沖突更強烈？我個人的感覺，西化，是地域的觀念。現代化把地域的觀念變成時間的觀念，時間的觀念就是說它更普适。全球化出現以後，文化多樣性反而更突出了。突出的就是我們的塑造，使我們成爲具體人的那些基本的不可消解的因素：比如我們的種族、我們的性别、母語、出生地，我們的階層，還有我們是在什麽信仰的世界裏長大的。這些不同在全球化的世界要求特别強，他對自己族群内部的凝聚力的渴望要比他對與外部溝通的需求來得更強。正因爲如此，他的内部産生了更多的矛盾沖突。
主題：儒家和入世
人物周刊：一般認爲，在文明對話中，儒家文明有着極大的包容性，這一點怎麽體現？
杜維明：包容性是儒家的強勢，我們現在可以把“儒家”變成一個形容詞來用。譬如說， 不可能有基督教的猶太徒，不可能有伊斯蘭教的基督徒，但是可以有儒家式的基督徒，儒家式的佛教徒。
“儒家式的”這個帽子并不是誰都可以戴，儒家不是萬金油。“儒家式的基督徒”和“非儒家的基督徒”的區别到底在哪裏，這個問題過去一直困擾我，現在我想明白了。所謂“儒家式的”就是入世的，現實的。不但關注自己的内心，也關注現實的改善。一個基督徒可以不關心政治，可以不參與社會，可以不顧及文化，只追求自我的修行，到達彼岸，超脫一切。但是儒家不可以。“儒家式的”一定是關切政治，參與社會，熱心文化的。
人物周刊：您說的“儒家式的”的三個特征：關切政治，參與社會，熱心文化，似乎恰恰是您曾經給“公共知識分子”作的概括呀。
杜維明：絕對是這樣。儒家說社會四民：士、農、工、商。農人、工人、商人，這三種人存在的合理性沒有任何人能夠質疑，惟一要說明其社會功能和價值的就是“士”，就是像我們這樣的知識分子。你不事生産，不事制造，你又不通有無，那你爲什麽要存在？這個問題從孟子時代就在考慮了。
一個社會的發展，必須有人下情上達，必須有人從事管理和調控，這就是公共知識分子的所在。現代意義上的公共知識分子，不是古希臘的哲人，不是希伯來的先知，也不是僧侶、牧師和長老。在西方的定義裏，“公共知識分子”是從19世紀開始出現的，以前都沒有這樣的人格形象。但我們仔細考量的話，會發現儒家觀點最符合現在的公共知識分子，儒家傳統的“士”跟現代“公共知識分子”有着内在聯系。
人物周刊：公共知識分子在現代社會扮演的是一個什麽樣的角色？
杜維明：公共知識分子的出現體現了經濟興起以後所包含的文化信息。這樣一批人，在政府機關裏要有，學術界要有，媒體要有，企業要有，在各個不同的社會組織和職業團體都要有，這樣才能真正出現很成熟的市民社會公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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