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與“才”是古人很早就注意的問題。根據所選用人員具備“德”與“才”的多少有無，宋代的司馬光曾將之劃分為三類：德才俱無的愚人，才勝於德的小人和德勝於才的君子。現實生活中，德才兼美的人畢竟是少數，面對“德”優或“才”優甚至二者均談不上優的人選時，我們如何抉擇和應對呢，也許歷史上“三家分晉”的故事能給我們一些啟示。
春秋時，晉國大夫智宣子准備在兩個兒子智瑤與智宵之間選一人作為接班人。智宵沒有突出的才能，也沒有明顯的缺點，較為平庸。智瑤則有五項突出的優點：長發高大，比較帥﹔精於騎射，有武藝﹔能唱會跳，才藝高﹔能寫善辯，文采好﹔堅毅果敢，有氣魄。擁有這麼多優點，加之較為強盛的武力，智瑤很可能繼晉文公之后成為春秋時代又一位由晉而興的諸侯霸主。不幸的是，他有一個明顯的缺點：狂妄傲慢。毫無疑問，這是“德”方面的嚴重缺陷。在嗣君確立問題上，智宣子的雙眼顯然是被智瑤的諸多優點光環給炫暈了，沒有聽從謀臣智果改立智宵的建議，將權力的魔杖交給了智瑤。這個錯誤的決定最終導致了智家的滅亡。
智宣子死后，智瑤掌控晉國。在藍台與韓國君相會宴時，戲弄國君韓康子，侮辱國相段規。懾於智家強大，韓康子君臣滿腹怨氣卻都銜恨隱忍。謀臣智果看出其中微妙，提醒智瑤要防備韓國。智瑤狂妄地說，生殺大權在我手中，誰能傷害得了我呢。智果聽到這樣的話，氣憤地反駁，螞蟻、蚊子都能傷人，何況是一國君相呢。智瑤不聽。
在狂妄的支配下，智瑤依仗強勢地位，伸手向韓康子索要土地。韓康子不願給，段規熟知智瑤貪婪，明白韓沒有與智家抗衡的實力，為免於兵災，主張給他土地，靜觀形勢的變化。韓康子依言。智瑤得隴望蜀，向魏國提出了同樣的要求。魏國謀臣任章認為，智瑤無故向別國索地，必然會引起恐懼與警戒，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不如給他土地，縱容他的狂妄與自大。各國處在恐慌之中，必然希望與我們親近。聯合這些國家，用團結之師必可擊敗驕傲的智瑤。魏國國君桓子覺得有道理，割出了一部分土地。
狂妄膨脹了貪欲，貪欲逐步將智瑤引向滅亡。連續兩次無故向他國索地，已經構怨諸候，引起公憤，智瑤卻不觀形勢變化，不聽忠正之言，再次向趙國提出割讓領土要求。這一次，趙國君主襄子沒有滿足他的願望。智瑤發怒，協持韓、魏軍隊圍攻趙襄子所在的晉陽。戰爭曠日持久，雙方僵持三年無果。智瑤決定引水灌城。
水漫晉陽后，爐灶倒塌，水中生蝦，城內的老百姓仍沒有屈服。趙與韓、魏唇亡齒寒，參與圍城的韓康子與魏桓子意識到這一點，見趙危殆，都毫無喜色。晉國臣子絺疵察覺韓、魏兩君叛意暗涌，警告智瑤身邊的盟友很可能會倒戈相向。智瑤不僅聽不進去，反而犯了個更低級的錯誤，將絺疵原話轉述給了韓、魏兩君。韓康子與魏桓子一番“誠摯”辯白，輕易將智瑤蒙哄過去。再次見到絺疵時，韓、魏國君目光異常。絺疵意見不被採納，知大勢將去，恐韓、魏國君加害，以出使齊國為名，避禍遠離。智瑤最后一個挽救晉國危亡的機會，就這樣失去了。
晉陽城中的趙襄子眼見形勢危如累卵，派大臣張孟談出城策反韓、魏。趙與韓、魏雖兩軍對壘，實質卻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趙亡則智伯兵鋒轉向韓、魏，兩國實力不能與之抗衡，勢必隨趙而亡。張孟談切中利害，三家瞬間達成聯合抗晉協議。當晚，趙國軍隊決開河堤，引水倒灌晉軍。韓、魏兩軍趁機反叛，從兩翼夾攻。晉軍毫無防備，兵士潰散，一敗塗地。智瑤在奔逃過程中，終被擒殺，隨后宗族盡滅，土地被韓、趙、魏三家瓜分。肇於周成王桐葉封弟，由晉文公推向極盛的晉國自此國勢去了大半，名存實亡。
需要補充的是，最初在王位繼承問題上，智果見智宣子無意採納他的建議，超前的預料到大禍將至，於是易姓為輔，別族而居。智氏國破家亡，宗族被韓、魏除盡，只有智果因改姓異地而居，得以保全性命。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權力越大，相應責任也越大，能發揮的作用也越大。然而劍有雙刃，物有正反，運用權力不當后造成的危害也越大。智瑤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庸主，如前所述，他有較強的能力。身在高位，權力助長了他的能力，使他對別人乃至別國握有生死存滅的能量，但權力反過來也無限放大了他的缺點。自大、傲慢、貪婪——這些缺點，不但使他的能力相形見絀，而且反噬過來，造成智瑤身死族滅國破的大悲劇。智瑤的缺點，說到底是“德”的缺點，智瑤的悲劇，說到底是“德”不勝“才”的悲劇。
孔子說，“使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余不足觀也矣。”就是說，一個人再有本事再有才，如果驕傲自大並且吝嗇——“德”的方面有嚴重不足，那麼，這個人就沒什麼可取的。可見“德”在選才用人方面的重要性。司馬光總結“三家分晉”歷史時認為，在無君子的情況下，寧要愚人，不取小人。將“德”的要求放在了絕對化的第一位。作為當代人，尤其是提倡科學發展的新時期，我們不能簡單地襲取古人的觀點，但也絕不能忽視“德”的重要性。在選人用人上求全責備，或採用絕對化的標准，都是不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的。人才選拔與任用方面，應在不斷完善干部推薦、考察程序基礎上，通過扎實落實人才教育、培訓、實踐鍛煉等各種措施，全面提升人才“德”的素質與“才”的水平，不求人人德才兼優，但求人人德才兼備。
結合當今社會形勢，在深入開展科學發展觀的過程中，我們更應側重加大對人才“德”的教育力度。尤其是南疆地區對人才“德”的要求還涵蓋政治敏銳性、政治鑒別力、政治立場等要義，所以選才重德、育德不僅必要，而且必須。鑒於此，我們應不斷深化對人才“德”的認識，多樣化對人才“德”的培養形式，細化對人才“德”的考核。
以史為鏡，人才、尤其身居高位者的品德高下有無，不僅關乎個人命運沉浮，更關乎國家興衰與人民福祉，應始終警惕人才品德操守是否退步。用人不離才，用才需重德，才為德用，德以才彰是正確認識“才”與“德”之間關系的基礎。最后，套用一個曾經流行句式作結語，那就是：高尚的品德不是萬能的，但若無起碼的道德修養與操守，這樣的人才是萬萬不能用的。
春秋時，晉國大夫智宣子准備在兩個兒子智瑤與智宵之間選一人作為接班人。智宵沒有突出的才能，也沒有明顯的缺點，較為平庸。智瑤則有五項突出的優點：長發高大，比較帥﹔精於騎射，有武藝﹔能唱會跳，才藝高﹔能寫善辯，文采好﹔堅毅果敢，有氣魄。擁有這麼多優點，加之較為強盛的武力，智瑤很可能繼晉文公之后成為春秋時代又一位由晉而興的諸侯霸主。不幸的是，他有一個明顯的缺點：狂妄傲慢。毫無疑問，這是“德”方面的嚴重缺陷。在嗣君確立問題上，智宣子的雙眼顯然是被智瑤的諸多優點光環給炫暈了，沒有聽從謀臣智果改立智宵的建議，將權力的魔杖交給了智瑤。這個錯誤的決定最終導致了智家的滅亡。
智宣子死后，智瑤掌控晉國。在藍台與韓國君相會宴時，戲弄國君韓康子，侮辱國相段規。懾於智家強大，韓康子君臣滿腹怨氣卻都銜恨隱忍。謀臣智果看出其中微妙，提醒智瑤要防備韓國。智瑤狂妄地說，生殺大權在我手中，誰能傷害得了我呢。智果聽到這樣的話，氣憤地反駁，螞蟻、蚊子都能傷人，何況是一國君相呢。智瑤不聽。
在狂妄的支配下，智瑤依仗強勢地位，伸手向韓康子索要土地。韓康子不願給，段規熟知智瑤貪婪，明白韓沒有與智家抗衡的實力，為免於兵災，主張給他土地，靜觀形勢的變化。韓康子依言。智瑤得隴望蜀，向魏國提出了同樣的要求。魏國謀臣任章認為，智瑤無故向別國索地，必然會引起恐懼與警戒，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不如給他土地，縱容他的狂妄與自大。各國處在恐慌之中，必然希望與我們親近。聯合這些國家，用團結之師必可擊敗驕傲的智瑤。魏國國君桓子覺得有道理，割出了一部分土地。
狂妄膨脹了貪欲，貪欲逐步將智瑤引向滅亡。連續兩次無故向他國索地，已經構怨諸候，引起公憤，智瑤卻不觀形勢變化，不聽忠正之言，再次向趙國提出割讓領土要求。這一次，趙國君主襄子沒有滿足他的願望。智瑤發怒，協持韓、魏軍隊圍攻趙襄子所在的晉陽。戰爭曠日持久，雙方僵持三年無果。智瑤決定引水灌城。
水漫晉陽后，爐灶倒塌，水中生蝦，城內的老百姓仍沒有屈服。趙與韓、魏唇亡齒寒，參與圍城的韓康子與魏桓子意識到這一點，見趙危殆，都毫無喜色。晉國臣子絺疵察覺韓、魏兩君叛意暗涌，警告智瑤身邊的盟友很可能會倒戈相向。智瑤不僅聽不進去，反而犯了個更低級的錯誤，將絺疵原話轉述給了韓、魏兩君。韓康子與魏桓子一番“誠摯”辯白，輕易將智瑤蒙哄過去。再次見到絺疵時，韓、魏國君目光異常。絺疵意見不被採納，知大勢將去，恐韓、魏國君加害，以出使齊國為名，避禍遠離。智瑤最后一個挽救晉國危亡的機會，就這樣失去了。
晉陽城中的趙襄子眼見形勢危如累卵，派大臣張孟談出城策反韓、魏。趙與韓、魏雖兩軍對壘，實質卻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趙亡則智伯兵鋒轉向韓、魏，兩國實力不能與之抗衡，勢必隨趙而亡。張孟談切中利害，三家瞬間達成聯合抗晉協議。當晚，趙國軍隊決開河堤，引水倒灌晉軍。韓、魏兩軍趁機反叛，從兩翼夾攻。晉軍毫無防備，兵士潰散，一敗塗地。智瑤在奔逃過程中，終被擒殺，隨后宗族盡滅，土地被韓、趙、魏三家瓜分。肇於周成王桐葉封弟，由晉文公推向極盛的晉國自此國勢去了大半，名存實亡。
需要補充的是，最初在王位繼承問題上，智果見智宣子無意採納他的建議，超前的預料到大禍將至，於是易姓為輔，別族而居。智氏國破家亡，宗族被韓、魏除盡，只有智果因改姓異地而居，得以保全性命。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權力越大，相應責任也越大，能發揮的作用也越大。然而劍有雙刃，物有正反，運用權力不當后造成的危害也越大。智瑤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庸主，如前所述，他有較強的能力。身在高位，權力助長了他的能力，使他對別人乃至別國握有生死存滅的能量，但權力反過來也無限放大了他的缺點。自大、傲慢、貪婪——這些缺點，不但使他的能力相形見絀，而且反噬過來，造成智瑤身死族滅國破的大悲劇。智瑤的缺點，說到底是“德”的缺點，智瑤的悲劇，說到底是“德”不勝“才”的悲劇。
孔子說，“使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余不足觀也矣。”就是說，一個人再有本事再有才，如果驕傲自大並且吝嗇——“德”的方面有嚴重不足，那麼，這個人就沒什麼可取的。可見“德”在選才用人方面的重要性。司馬光總結“三家分晉”歷史時認為，在無君子的情況下，寧要愚人，不取小人。將“德”的要求放在了絕對化的第一位。作為當代人，尤其是提倡科學發展的新時期，我們不能簡單地襲取古人的觀點，但也絕不能忽視“德”的重要性。在選人用人上求全責備，或採用絕對化的標准，都是不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的。人才選拔與任用方面，應在不斷完善干部推薦、考察程序基礎上，通過扎實落實人才教育、培訓、實踐鍛煉等各種措施，全面提升人才“德”的素質與“才”的水平，不求人人德才兼優，但求人人德才兼備。
結合當今社會形勢，在深入開展科學發展觀的過程中，我們更應側重加大對人才“德”的教育力度。尤其是南疆地區對人才“德”的要求還涵蓋政治敏銳性、政治鑒別力、政治立場等要義，所以選才重德、育德不僅必要，而且必須。鑒於此，我們應不斷深化對人才“德”的認識，多樣化對人才“德”的培養形式，細化對人才“德”的考核。
以史為鏡，人才、尤其身居高位者的品德高下有無，不僅關乎個人命運沉浮，更關乎國家興衰與人民福祉，應始終警惕人才品德操守是否退步。用人不離才，用才需重德，才為德用，德以才彰是正確認識“才”與“德”之間關系的基礎。最后，套用一個曾經流行句式作結語，那就是：高尚的品德不是萬能的，但若無起碼的道德修養與操守，這樣的人才是萬萬不能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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